自20世纪80年代被重新发现以来,张爱玲一直是一个谈论和研究的热点,批评家注重对其文本的研究,追溯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文化史学者们借助她的文学语汇切入年代氛围,试图复活一座消逝的世界,而普通读者们往往流连于她的文字之美,混合着对她的身世、经历和仪态的爱慕和猜想,将她刻意贵族化。本文认为张爱玲对“人在世界中”这一生存状态的深刻关注与哲理思考以及艺术化的表达,是她作品的本质所在,也是她的作品能够不断被阐释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她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在时代的更替、战争的洗劫中,人性变得自私、脆弱,存在被异化,生命本质被扭曲的生存状态。本文以西方二十世纪最有特色的存在主义为理论背景,审视张爱玲以及她的文学创作,认为张爱玲由于自身特殊的生命体验,在战争的影响下,作为一个时代、亲情、爱情的失落者,在自身生存危机的焦虑中,萌发了强烈的生存情绪,是一个极具生存意识和境遇意识的诗人哲学家。作为一个生命的沉思者,她的创作揭示了生命存在的困境,人性软弱自私的本性,揭示了人性本身的沦落是造成存在的荒诞、虚无和无意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描绘了人生在世犹如“他人即地狱”般的惨烈状态。同时张爱玲又是一个生存情绪的体验者和言说者,她在对人的内心深处荒凉和焦虑等情绪的言说中,表达了生命的恐惧、荒诞、虚无以及孤独感,对人的生存状态极具认识作用。作为一个在沉重时代里的诗人哲学家,张爱玲表现出对存在承担的勇气,由于自身的气质以及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张爱玲对存在的承担表现出不同于西方存在主义纯粹哲理式思考,张爱玲对存在的承担表现出世俗化的倾向,因此,张爱玲的存在意识在整体上呈现出起于绝望,止于苍凉的审美态势。张爱玲对存在困境的揭示,首先是从对人性的挖掘和拷问出发的,张爱玲本着对人性负面因素的偏执理解,揭示了在一个沉落的时代里,人性价值的沦落,人性自私软弱的本性和不可理喻性,给存在带来的灾难性毁灭,生命摆脱不了的悲剧宿命就从人性的荒诞开始,生活中遍布着有形和无形的封锁,人们普遍生活在一种非本真的状态中。此外,张爱玲还清坚决绝地对爱情和亲情神话进行了消解,揭示了人生在世的孤独处境。在这种种桎梏和限制中,人被窒息在必然和有限中,丧失了生命力,也失去了对本原自我的追寻,人的存在变得荒诞、虚无和不可捉摸,真实地描绘出了“人与世界对立”的普遍绝望境地。与这种生存状态相对应的是对生命的荒凉体验,张爱玲在对城市荒原感的传达和一系列的意象的描绘中,表现了生的焦虑和死的恐惧的情绪主题,荒原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不能再赋予世界以意义,张爱玲将存在的荒凉和焦虑的情绪汇聚成对时间焦虑的体验。存在即是时间,对时间的焦虑就是对生命和存在本身的焦虑,而这些情绪又不是毫无意义的,相反,这些情绪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它促使人去思考自身的存在状态,反思生命,唤起人对本真生命状态的追求。而在这个贫乏的时代,张爱玲以诗人的勇气承担起存在的虚无与轻飘,重新发现日常生活的永恒和可贵之处,试图为自身及其同源者寻得诗意栖居的可能,表现出不同于存在主义式的对存在承担的世俗化倾向,因此,呈现出苍凉的意味,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潜在影响。张爱玲小说对存在的哲理式探询,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进程,实现了现代文学的文化超越,走向了哲学(美学)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