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化的过程,单凭少数精英个体的作用是不可能实现的,群体的合力不容忽视。中共“一大”代表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缩影,对他们展开群体研究可以体现当时知识分子从个人意识转向国家意识、从主张改良到支持革命的思想轨迹。从了解、认同、信仰马克思主义到研究、宣传、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共“一大”代表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运用。在早期阶段,改良主义者为实现其政治改良、国民党人为实现资产阶级统治、无政府主义者为证明自己的优越性,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选择性的、零散的译介,而中共“一大”代表则是将其作为拯救中国的思想武器进行研究和宣传。他们指出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哲学依据并首先阐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和无产阶级的重要性。其次,运用通俗的语言解释剩余价值的产生,揭露资本家的剥削本质,让剩余价值在这一时期不仅在学理上被详细地阐述,而且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再者,经过对建党学说的研究和俄国政党的分析,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支柱,是无产阶级的头脑。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避免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每一个用来表达概念的名词都有自己的历史,中共“一大”代表对“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革命”等概念的理解、接受、运用可以体现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认知、折射当时的整个社会状况。相对于梁启超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大同学说、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中共“一大”代表认为社会主义是四海同胞主义、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显得更为客观。中国一直秉持“中庸之道”、“仁爱之说”,更喜欢改良这种温和的方式,而中共“一大”代表明确指出“阶级斗争”的重要性,直指中国必须要进行阶级斗争。他们在完成从“改良”到“革命”转变的同时,也让大众接受了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中共“一大”代表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实践是同步进行的。由于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知识水平的参差不齐,中共“一大”代表开展的实践活动具有针对性。既有《共产党》月刊、《湘江评论》等针对知识分子普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刊物,又有《劳动界》周刊等专门促进工人阶级觉悟的通俗刊物;既有私立武汉中学等以培养革命人才的学校,又有劳动补习学校等以教育工人的学校。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由零散向有组织、有系统的传播转变。为了有专门的领导机构,中共“一大”代表先是在自己所在地区参与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后又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自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有了强大的组织空间。与主张改良者和国民党人注重“发展上层”有所不同,中共“一大”代表深入群众,组织成立工会、支持罢工、发起工人运动,“着重在下层工作”,吸收和壮大组织力量。本文探讨1917年至1922年中共“一大”代表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从纯理论的探讨到理论与实际的初步结合、方式从一元到多元以及在自我学习与实践传播并行,中共“一大”代表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传播、深化了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运用,对当前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