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问题是社会学一直以来关注的问题。论文以荷兰社会学家鲁特·芬因霍芬的幸福研究为视角，分析当前欧洲幸福研究中概念、方法的使用。鲁特将幸福定义为对整体生活满意度的自我报告，这已经成为西方特别是欧洲社会比较认同的概念。鲁特研究是社会指数运动中兴起的生活质量测量在当代的延续，与社会指数运动一样，鲁特及当代欧洲的幸福研究具有一种政策参与的特征。国内社会学界应用指数研究已经成果颇丰，但对于社会指数运动不甚关注，还停留在其对经济学和指标完善的层面上，关于社会指数运动对社会学的影响还没有深入的讨论。鲁特面对大数据时代对社会学提出思维变革，也利用大数据时代为社会学研究提供的技术手段，重视数据的再使用，在世界幸福数据库的基础上，对幸福调查进行国家间比较研究，旨在预测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提供政策完善和制定的建设性意见。鲁特的社会学思想不仅具有对数据的经验研究，而且更具有一些深厚的社会学理论底蕴，其思想中渗透着一种启蒙精神的延续，对人类幸福的坚信；透露着一种对人类幸福的关怀，并以幸福追求为目的，并不是简单的幸福研究，而是以更多人的更大幸福为目标。其研究不仅只关注局部社会问题，而具有更多对整体社会的思考。论文以经济收入与幸福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对鲁特经济收入与幸福关系的研究和中国幸福研究的比较分析，提出对中国在幸福研究以及社会学研究中的几点思考。第一章分析社会指数运动的理论背景，旨在说明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社会指数研究的兴起和社会指数运动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论背景和主要内容；二是欧洲社会指数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现状；三是社会指数运动的社会学转向以及对幸福的关注；四是社会指数运动的评价，体现一种政策参与和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测。第二章是对鲁特幸福研究相关概念的阐述。论文从1960年代的时代背景，阐述鲁特学术思想形成的关键问题（一是当时文化堕距的社会背景，二是其对幸福关注的发展）。在第二节通过西方幸福观的发展揭示鲁特后功利主义幸福观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基本内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近概念辨析。进而阐述鲁特对幸福的定义及生活要素和幸福条件的阐释。第三章对鲁特研究的理论背景进行分析。鲁特的社会学思想有深刻的西方思想渊源。鲁特对幸福的研究拥有一种启蒙意义的坚信；而其对幸福的关注不仅是个人范围的，且是对国家间幸福比较的关注，是一种孔德式的对人类整体幸福的关注。这种对人类整体的关注使得其社会学研究具有一种使命感，他认为为更多数人的更多幸福追求才是幸福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将政策制定的参与作为社会学研究的目的，这种后功利主义的幸福观显然受到边沁幸福观的影响，又较边沁的功利主义幸福研究在方法和观点上有着明显的进步。近代社会学虽然有着韦伯及帕森斯等人的实证研究，但是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幸福叙事意义上的，而英格尔哈特的实证社会学，对鲁特的影响突出。第四章以经济收入与幸福的关系为切入点，对鲁特幸福研究进行分析。伊斯特林悖论开启经济与幸福的关系研究，鲁特认为伊斯特林悖论的实证研究缺少全面样本的分析。只对欧洲发达国家进行分析，其结果不具有代表性。鲁特研究将1975—1996年间21个国家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与伊斯特林不同的结论，认为经济收入与幸福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且在经济增长后一年，幸福感提升有所减缓。第五章对鲁特幸福研究评析。鲁特的研究体现出对幸福与以往不同的理解，其研究方法上采用经验研究，并以数据资料的整理和分析见长，是一种大数据时代的研究思维。其对同一问题的长时间大范围的调查，体现出一种宏观的研究视野。并且体现出政策参与的实践目的。而鲁特的研究在多方面也受到质疑。第六章以国内两个经济收入与幸福感研究为例。与鲁特研究比较，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具有自己的优势，但还应在概念界定、测量问题、问卷分析、研究方法上形成一致性；应该与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进行对话，一种跨学科的幸福研究是有益的；形成一种政策参与的目的性，具有一种在大数据时代的研究思维；并且应该具有分析中国转型期社会复杂现象和文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