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考古作为考古学研究领域之一,在世界考古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上世纪20年代,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安阳殷墟的发掘,成为中国城市考古的发端。新中国成立以后,以中国历史上著名都城为对象的城市考古轰轰烈烈的发展开来,其中最具代表性有秦朝咸阳城,西汉长安、东汉雒阳城,魏晋南北朝时的洛阳、邺、建康等城市。南诏作为我国隋唐时期由少数民族在西南地区建立和统治的边疆国家,其城市考古同样属于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的一部分,同时相较于中原地区的城市考古,南诏城市考古研究又具有特殊性。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这我国现存史料文献虽浩如烟海,但是各类史书内容以记录历代中央王朝的人物和事件为主,而对诸如类似南诏这样由少数民族建立的边疆国家历史则相对着墨不多,另一方面在于虽然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就已经首次对大理地区展开了田野考古工作,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导的南诏城镇考古才步入正轨,2010年之后,对南诏城镇的考古才进入到连续发掘阶段。所以长期以来,因为史料的阙如,导致对南诏城镇的考古研究多聚焦于个体和局部,缺乏整体性的研究和论述,从而使得对南诏城镇的考古研究相对片面和碎片化。鉴于这样的现状,文章以南诏历史发展和疆域扩张作为研究南诏城镇的时空范围,以文献记载的南诏城镇和已作田野考古工作的南诏城镇遗址作为研究对象,在整合相关史料文献、考古资料以及实地参与南诏城址考古调查发掘的基础上,以历史文献为基础,以田野考古为重心,立求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推动对南诏城镇体系的建立和城镇制度进行复合渐进式研究和解读。文中通过采用传统史学(考据、比较)和考古学(地层、类型)相关研究方法,在南诏城镇与城镇制度研究的主旨下形成梯级研究成果。首先,从历史文献入手,将南诏国及其城镇体系建设过程作为背景进行比较研究和梳理,通过比对各类资料,南诏城镇的总量应该为一百多座,经笔者初步统计,史料中明确记载的南诏城镇数量为83座,这些城镇的来源较为复杂,在南诏扩张的过程中,因为管理需要,不但新建了很多新的城镇,而且将本地原有政权所属的城镇进行改扩建后以为己用。到南诏后期时,南诏城镇体系基本确立,按照不同行政级别,可分为都城、区域中心城镇和其他城镇三类,也以此为基础完成对南诏城镇制度研究的底层架构。其次,在对83座南诏城镇进行梳理介绍和对其现在所在地理位置进行考证的基础上,基本厘清了南诏城镇在云南省境内及周边地区的分布情况,然后从南诏国的自然环境和道路交通两方面论证南诏国境内主要城镇的空间布局,这样便以地理空间信息为媒介,勾连起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南诏城镇与现实地理环境中保存的南诏城址,由此形成对南诏城镇制度研究的重要支柱。最后,滇西地区是南诏国的统治中心,也是南诏城镇遗址集中发现的地区,在前研究成果一以贯之的铺垫下,对到目前为止进行过考古勘探发掘的14座南诏城镇遗址从出土遗址和遗物两方面进行全面论述,进而对南诏城镇制度进行靶向研究。文中通过对南诏城镇与城镇制度的研究,对南诏城镇的形制和布局有了新的认识,同时通过对南诏都城历史发展和布局模式的分析,进一步探讨了有关南诏社会形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