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杭州从南宋国都而为江浙行省治所,其政治地位发生变化,杭城打上了蒙古人统治的烙印。本文通过元代杭州政府城市管理、行政效能以及官民社会几个视角,揭示了元代的杭州是一个朝廷统治宽松、管理有序,多元文化交融、社会相对自由的东南第一城市。本文正文包括上下两编,上编“宋元鼎革与杭城的转型——从国都到行省治所”,分为元代杭州建置与城市管理、政府行政效能两章。元代杭州充分利用南宋临安衙署,它整备了行省与路总管府及其各自下属机构,建立起一套新的带有蒙古统治特色的官僚体系与管理方式。因远多于其他路府的人口基数,杭城按照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方位,建立四隅录事司制。该制度继承金代又较之有着很大的不同,杭州录事司脱离县的支配,增加了市的独立性,在向现代意义的都市的转变过程中,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同时,该机构在保障社会秩序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元代杭州的基层区划采用隅、坊制。杭州沿用了临安的部分坊巷,并继承其商业活动。同时该地又增加了色目人作为权力阶层的聚居社区,展现了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特征。为了更好的利用南宋官衙建筑,元廷规定江南任职官员居于系官房中,但实际在杭州任职的官员多自行置备私人宅院,以提高生活品质。政府职能的实现不仅表现在建立行政机构,也体现在该群体的行政效能。杭城既是江浙行省治所,又是路府衙门所在地,因此在探讨政府效能时,两个视角兼而有之。首先讨论江浙行省理问所理问官。既往研究,认为行省理问所前身为断事官,两者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完成过渡,本部分试从江浙行省理问所官员“专问大吏”、“听命于行省”之外的职能作考述,说明它在职能、官吏任命方面较之前人研究的不同之处。元代杭州城人口众多,南来北往频繁,社会鱼龙混杂。各色人接触机会增多,使得偷盗、勾结、把持官府的不法事时有发生,这种社会风气在南宋临安已属常见。因此,致力于整顿杭城社会积弊的路总管府就显得尤其重要。杭城路府对屡教不改者采用南宋时题名粉壁的惩处手段,以儆效尤。此外,杭城枕山带海、水陆参差,根据这种自然环境,杭州路府与其他职能部门合作,致力于兴修水利,在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总之,杭州路总管府大致有着灵活变通、尽职尽责的形象。最后以火灾为例,考量杭城政府应对偶发事件的能力。在继承南宋火政的基础上,杭城政府拥有一套预防与救助体系。特别是灾后重建的环节,政府力求明晰责任,实行行省丞相指导的自行善后制。这一做法,客观上降低了官方对火灾的防范意识,反而不利于遏制火灾的发生。下编“元代杭州的官民与社会”,致力于探析生活在杭城的不同阶层如何响应时代的变迁。本部分共包括三章内容。第一章“宋元鼎革杭城皇室及南宋皇宫藏品下落”,第一节以出仕元朝的南宋理宗驸马杨镇为例,讨论改朝换代给故宋特权阶层地位带来的大逆转。皇宫藏品流入社会进行交易,反映了南北文人抛却政治的文化认同。本章另一节关注江浙行省广济库,伯颜接收南宋宫庭,将财物运往大都,剩下的宫中藏品设广济库进行管理。通过分析广济库的运作、特别是查找其藏品灵璧石的下落,可以追踪蒙古人与南人从最初的文化差异、到两者文化交融的历史过程。第二章聚焦于“元代杭州西湖与官民生活”,主要从宋遗民与北人等群体对西湖的认识,来阐释改朝换代给不同群体内心留下的历史印记。第三章以元代杭州的女艺人的芳名为着眼点,从杭州等江南地区女子名某哥的现象展开,探索该现象的最初产生时间、发展轨迹、传播途径,进而分析元代在整个中近古时期汉文化传承方面的重要作用。本文从政府效能与官民实际生活两大视角,讨论了元代杭州在失去前朝国都地位之后的运作状况。发现蒙元政权下的杭州是一个合理的利用了南宋临安的资源,统治宽松、管理有序、民族与文化多元的繁华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