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案小说是一种以形形色色的案件为题材的文学式样；它是以作案、断案或与之相关的社会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以叙述和描写为主要表现方式的一种语言艺术。狭义的公案小说，专指明代的公案小说。 中国公案小说，作品繁多，渊远流长，曾产生过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作品，如《错斩崔宁》、《龙图公案》、《三侠五义》等几乎家喻户晓，历来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但是，由于种种社会原因与文化偏见(如“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影响，以及公案小说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弊病(如题材的陈陈相同、叙事方式的模式化等)，致使它诞生千余年来，一直没有在正统文学史及其相关论著中获得应有的“合法”地位，大多数文人雅士对公案作品几乎是不问原由地轻慢相顾，以至“1979年以前，几乎没有人对它进行过较全面系统的研究。”纵有论者偶然涉及公案作品，则常常是“恶语相加”或贬多褒寡。即使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样的名著，对公案作品的评骘也不乏失当之处。 根据已有的材料看，宋元时期有目可查或存留下来的公案小说可谓凤毛麟角；而明代的各类公案小说，尤其是万历以后的公案小说则可谓汗牛充栋。文言笔记体公案小说在明代得到了稳步推进；书判体公案作品出现了空前繁荣；话本体公案小说获得了蓬勃发展。各种体裁的公案小说，“齐头并进，竞相奔发，出现了绚丽多采的局面”。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万历之后，文坛上先后涌现出了一批公案小说结集，例如《百家公案》、《龙图公案》、《海刚峰公案》、《新民公案》、《详情公案》、《洋刑公案》、《律条公案》、《廉叫公案》、《诸司公案》、《神明公案》、《明镜公案》等等，真正把公案小说这一至今仍然被认为是“边缘文体”的文学创作，推向了她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包龙图判百家公案》这样具有开创意义的短篇小说结集的出现，使公案小说这一边缘文体开始走向中心。 明代公案小说出现空前的繁荣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明代经济的相对繁荣刺激了市民的物质欲望，到了晚明时期，“德化凌迟，民风不竞”，社会上争奇斗艳、追求炫人耳目的物质刺激，渴望感性欲求的强烈满足，整个社会弥漫着纵情声色、及时行乐的气氛。而公案小说中记述的大量活生生的血腥的凶杀案例、离奇的奸淫事实，形形色色违法犯罪行为正好迎合了这种社会心理的欲求和趣尚。二、明代中叶以降，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开始在日趋腐化的封建王朝的肌体内萌芽滋长，同时，思想文化领域的一股启蒙思潮也正在酝酿之中。特别是李贽出现后，“心学异端”崛起，一股猛烈抨击理学、要求人性解放的思想启蒙运动已成燎原之势。从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到李贽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等一系列的新潮观点的提出，对程朱理学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哲学上肯定了物欲与自私的合理性之后，文学创作中也表现出对人欲和个性的张扬趋向。三、从宋、元到明初，市民文化已经崛起，到了明代中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以及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文化便日益壮大起来。公案小说作为市民文化的组成部分，顺应了时代文化的发展。四、明朝中后期的封建专制制度进一步强化，政治更加腐败、黑暗，冤狱日益增多，人们普遍寄希望于清官。清官形象深入人心，公案小说大行其道。五、出版印刷业空前繁荣，也有助于包括公案小说在内的文学作品的大量刊行。此外，明代统治者重视封建法律的宣传与普及，也是促成晚明公案小说空前兴盛的重要因素之一。 就小说涉及的题材与主题的基本类型看，明代公案小说表现得最深刻和最丰富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金钱梦”中的死亡陷阱；二、冲破礼法的“人欲之乱”；三、市井乡村里的人生百态。从明代公案小说塑造的人物典型看，清官循吏未必就是理所当然的主人公，在大多数公案小说中，清官循吏或判官，与其说是小说的中心人物，还不如说是一些兄有超话力量的图腾人的道广或凋和民主与专制的道德伦理符号，这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个神丫人的清官，有时更像－张代表着礼法正义和强力意忐的脸谱。”’l然，也确有个少以歌颂清宫循吏为基本主题，并围绕“判官情结”编织故事的公案小说。例如（U公案｝｝和《）k图公案》等书判体公案小说，描片的就足判宫们折狱断案的故平，沽宫循吏特别是包公的形象，在这类小说中顺理成章地tiM着中心地仙。包公故事反复出现在宋元以降的众多公案义学作IR．中，丁R年来，“包青大”这一过于理想化的消宫形象，在中国几乎成了清正廉沾、正大光叫的代名词。因此，许多研究公案义学的著作，“言必称包公”，正如研究20世纪前后的仆方侦探小说必然要反复提及锅尔摩斯的形象一样。 但是，包公与福尔摩斯义有明显的个同。福尔摩斯破案的关键在于破解雏犯粗心以直的种种“儿亡之谜”，而在“解谜”过程中表现得最充分的似乎是科学知识和科学皿维的理性的逻辑力章。包公断案折狱，无沦是“求神问鬼”还是“叫察秋毫”，其白的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验证“善恶必报”的超念的道德理想。如果说以柿尔陪斯为代表的西方推理小说是近代科学精神的产物，它侧重于智力启迪，那么，以包公为代表的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