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航业如今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来之不易,浸透了几代人的汗水与辛劳。在中国民航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显现出来。针对行业“异象”,学者们之前通过孜孜不倦的研究,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并纷纷为促进民航快而又好的发展献言献策。然而,对比西方学者对民航产业的相关研究,国内学者对民航产业研究在关注的重点与研究方法上所存在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例如,我国与美国民航业均呈现寡头垄断的结构特征,对此国外学者较多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并主要从航空公司合并和航线网络结构选择两个方面,将其与市场势力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探讨；国内学者则侧重于从行政因素的角度解释其成因。诚然,国家间民航市场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了学者们分析的重点存在“天然”差异,并且从严格管制到相对宽松,我国民航管制政策对行业嬗变过程的影响举足轻重,但除此以外,我们就不能够对自2002年民航总局推动的民航重组,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依然保持稳定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找到其它的原因吗?同时需要看到的是,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国航空公司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客运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逐步对自身战略规划做出了调整,在这一过程中突出的变换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有实力的大型航空公司纷纷建立自己的轴心—轮辐式(Hub-and-Spoke,简写为HS)网络型航线结构；二是航空联盟的迅速发展；三是航空公司“常旅客”计划的推出。以上变化与航空网络经济存在密切关系,国内也有学者对其进行了讨论,但大多限于理论介绍,对这些变化如何影响我国民航业竞争尚缺乏数学分析,与之相关的实证研究亦十分稀少。本文认为,不结合行业最新形势变化的行业研究如无源之水,是难以为行业发展及有关政策建议提供理论支持的。鉴于此,本文立足已有研究,以航空网络经济为逻辑出发点,在SCP研究框架内,对我国民航市场结构、行为与绩效分别予以理论与实证分析,并依据现实情况与研究结论为民航业进一步改革提出建设性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对航空网络经济概念的梳理。我们习惯站在航空企业的角度讨论航空运输的网络经济性。在综合学者们对航空网络经济定义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航空运输业的网络经济性表现为：就单个航空公司而言,增加航空网络节点、开辟新的航班线路可为其扩大市场需求,提升客运量,有利于企业更好地调节各线路载运率,进而提高整个网络的利用程度和效率。当航线网络从空间上超过单个航空公司的有效经营范围时,在更大的市场区域内,每家航空公司之间的相互连接必将形成更加庞大的运输网络,在为乘客带来便捷服务的同时,也因市场容量的迅速扩大,使整个产业的总成本得到节约。尽管在一定情况下,点对点的航线结构成本可能更低,但大多数时候,轴心—轮辐式航线网络结构被认为是航空企业实现网络经济的最直接的方式,并且对航空网络经济性的研究也主要围绕轴辐式网络结构展开。然而,作为行业市场上另一重要参与者——消费者从中获得的消费者网络外部性本质上也是一种与网络相关的经济特性,航空市场消费者的网络外部性产生的原因在于地理节点间的互补性,体现在网络链接过程中享受到的各项乘务服务。本文认为上述两种角度不同,意义不同,但却均来自于网络的经济性质一起构成了航空业中存在的网络经济,它们结合在一起,共同影响着航空产业的发展。第二,对民航市场结构的测度与形成原因的分析。赫芬达尔指数HHI与行业集中度CRn是两种测算市场结构的常用指标,本文借此从整体上完成了对我国民航2002-2012年间市场结构特征的判断。但与测算结构相比,本文还是重点分析了民航市场结构形成的原因,并且从优势航空公司对枢纽机场的控制及消费者网络外部性两个角度为民航业市场结构形成原因提供了新的注解。借助轴心—轮辐式航线网络结构,利用自身影响力达成对枢纽机场的控制是航空公司实现网络经济的便捷途径,但这同时也赋予了航空公司一种人为的设置机场收费差值的能力。当这一差值抵消掉其它中小航空公司在局部市场的成本优势时,优势航空公司可以利用价格战吞噬枢纽机场与非枢纽机场间的航线市场,从而逼退竞争对手或者潜在进入者。此外,本文通过模型分析还发现,航空公司网点覆盖范围越广消费者基础越牢,对新进入市场的消费者吸引力越强,在特设条件下,市场当中消费者基于网络外部性的自主选择会成为部分航空公司无法逾越的无形壁垒,而这种壁垒又不像资本壁垒一般,在一定时间内可以依靠金融融资工具予以攻破,仅就时间成本而言,对部分航空公司来说也是一项极大的消耗。第三,对联盟问题与“常旅客”计划的探讨。一家航空企业网络经营范围总有一定限度,更多时候需要借助联盟伙伴的力量才能打破各种因素的束缚,从而获得额外的市场需求。但如此一来,很容易激发起人们对联盟是否影响企业竞争行为的好奇。本文选择研究的竞争行为主要指企业的定价行为,这样一是因为人们习惯以对企业定价行为的分析作为了解认识行业竞争程度的切入口,二是方便将问题纳入SCP范式,连同结构对行为的作用一并验证。在此,本文将国际与国内市场分开进行探讨。对于国际航线,考虑到市场上航空公司自身实力及联盟后所产生密度经济的差异性,本文对成本函数的形式予以重新设定,并以此写出企业利润函数、求解最大化一阶条件。推导结果显示,在国际市场上,联盟对枢纽机场间机票价格并无显著影响。随后实证分析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发现：联盟变量对价格有正向影响,大小为0.16228,但对应的P值为0.4859,系数检验亦不显著；对于国内市场,问题会显得略微复杂一些,这是因为我们要首先界定国内航空市场有没有联盟。借鉴部分学者们之前的研究成果,本文倾向于认同国内航空市场存在联盟,并且该类联盟是以股权关系为纽带。如文中所述,即使对这类股权关系是否可以被称之为联盟存在争议,但一条航线由存在股权关系的多家航空企业共同运营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我们用设置虚拟变量的方法研究这样股权关系对航线票价的影响,会与接受该类别联盟对票价影响的研究是一致的。此外,考虑到航空业中范围经济为多市场接触竞争提供了天然条件,本文在模型中亦引入了多市场接触竞争。经过对数据的整理,本文最终选取了240条国内航线,航线普遍较为热门,通达城市60余座,具备较强代表性。实证结果显示,股权-联盟亦对国内航线价格无显著影响,而多市场接触竞争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变化。“常旅客”计划是航空企业实现锁定策略的主要手段,锁定与转换成本有关,本文也是在此基础上一步步分析问题——首先,本文完成了包含由“常旅客”计划引致的转换成本在内的基本模型的构建,通过模型分析,我们发现：“常旅客”计划在一定情况下有可能会拉低航空企业的利润,这也打破了人们对于转换成本单纯有助于企业收益提升的认识；此外,我们还构造了一个基于消费者网络外部性的博弈模型,研究发现,与“常旅客”计划有关的转化成本的确可以起到阻碍竞争对手进入市场的目的,但与之相比,彼此参与对方的“常旅客”计划,互相换取更大的市场需求才是双方更为现实的选择。第四,我国航空企业生产效率的测量。本文分别以2006-2012年上市的五家航空公司的收入、运输总周转为产出指标,以固定资产,年末员工人数为投入指标,并将技术无效率以包括总资产周转率、高素质员工占比、资产负债率等变量在内的线性函数形式加以表示,在利用了Frontier4.1软件进行估算后发现,样本期间,企业间在收入上体现的效率差异并不大,但在运输总周转上的差异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现阶段我国航空企业产出增长依然需要依靠资本驱动,对劳动力的依赖有所降低；除此以外,资金运用能力对航空企业技术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技术能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则不够明显；样本期间我国航空企业技术无效率每年改善幅度不大,且呈减弱趋势。第五,政策建议。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民航业起步晚,行业存在的问题还有不少,我们国家在政府工作层面显然还有待改善。为此,我们将本章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我们将透过所观察到的行业现象—“软政策约束”发现我们国家在法律制定、部门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对此提出有关建议。“软政策约束”不是民航业所特有的,其它网络型基础产业也存在,因此本文在论述过程中主要以民航为侧重点,但指出的缺陷与提供的建议对其它行业也有一定借鉴意义。在第二部分,结合先前章节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六点建议：1.设置优势航空公司利用枢纽机场排斥竞争的“防火墙”；2.调整扶持民营航空公司发展的政策力度；3.支持我国有实力的航空公司加入全球性的航空联盟；4.综合评价国有航空企业“斑马现象”的利弊；5.对“常旅客计划”可能会引起的企业问的合谋予以重视；6.对民航企业资本的“援助”还要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