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三省作为新中国的“工业摇篮”,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恢复和工业体系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伴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特别是2020年遭受到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东北三省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形势,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转型,为经济注入持续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东北三省工业绿色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的工程,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绿色技术作为支撑。基于此,本文以东北三省工业绿色发展为研究主线,测算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收敛性及影响因素,回答了东北三省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之间是否存在“波特假说”,并提出了东北三省工业绿色发展面临的六大挑战,最终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发展路径。本文认为,东北三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逐年递增态势,纯技术效率是推动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从时间维度上来看,2004年以来,东北三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无效的。从空间维度上看,东北三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除高于西部地区外,比其他区域都低。同时,东北三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存在α收敛,但是存在绝对β收敛。即存在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由较低省份向较高省份趋同的“追赶效应”。但是,从半生命周期指标显示,东北三省的半生命周期较长,表明东北三省要实现工业绿色发展的道路还较长。本文指出,东北三省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波特假说”。当命令型控制环境规制为解释变量时,东北三省均未跨越拐点,表明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和环境执法力度仍需加强,各级政府应该切实提高对环境保护和工业绿色发展的认知,才能够真正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然而当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为解释变量时,只有辽宁省跨越了拐点,表明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必须要加大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通过采取更为市场化的方式激励工业企业实现绿色发展。同时,本文还验证了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都能够有效带动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就表明东北三省要实现工业绿色发展,就必须要对内优化产业结构,促使资源优化配置;对外继续扩大开放,提升对外竞争力。本文提出,东北三省工业要实现绿色发展,面临着六大挑战,即经济下行压力大,化解产能过剩难度大;产业结构亟待调整,所有制结构需优化;科技创新活力不足,科技进步贡献率低;人口流失较为严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对外开放程度较低,进出口产品层次不高;存在体制机制障碍,市场化水平不高等。本文建议,为适应新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东北三省工业绿色发展应该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增强企业自主创新意识,提升核心竞争水平;创新人力资源供给机制,建立健全引才育才留才政策体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求;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等五条具体路径。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尝试性回答了东北三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收敛性。现有文献都是基于宏观数据对全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对于区域性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是否存在收敛性的研究不多。本文基于超效率SBM-Malmquist模型测算了东北三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收敛性分析,并基于SYS-GMM模型测算了影响东北三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当前东北三省工业绿色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研究表明,东北三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不存在α收敛,但是存在绝对β收敛。其次,探索性解释了东北三省存在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之间的“波特假说”。目前学术界对于“波特假说”的内涵界定和认知并未达成统一共识,本文探索性解释了在中国情境下不同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之间是否存在“波特假说”,并基于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论证了上述观点。实证结果验证了“波特假说”,且不论是全国层面还是东北三省都存在“波特假说”,这为后续研究制定东北三省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协调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内在机制,以及提高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路径等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回应了资源型城市工业绿色发展的路径问题。资源型城市如何在资源环境约束下实现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一直以来是学术界探讨的重要话题之一,而在保护资源环境的前提下,稳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是需要关注的现实性问题。本文指出,东北三省要实现工业绿色发展,最首要的任务是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通过选择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增强工业企业科技研发投入,注重产学研结合,释放创新驱动效能,让市场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是推动工业绿色发展的根本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