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5年严家炎发表《三十年代的现代派小说——中国现代小说流派之五》及《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中国“新感觉派”被正式命名。严家炎系统地阐释其成员、代表作品、创作风格及不良倾向等问题,为研究奠定了基础。随后,“新感觉派”的文学地位为研究者默认,伴随其进入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新感觉派”研究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新感觉派”研究为对象,上溯至文学发生时的零星研究,扩大到港台文学史及相关著作,力图清晰地展现其研究脉络,展现一个由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由微观到宏观、由单一到多元、由封闭到开放的研究史。本文通过对“新感觉派”文学史地位变迁的考察,及对施蛰存、严家炎、李欧梵等权威研究的解读,力图展示“新感觉派”研究的新变,并试图探讨其原因。本文通过对文学史及著作的比对,指出港台文学史及文学研究中,“新感觉派”更早作为研究对象,并辐射到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而港台研究的背后,又是西方理论视野及研究方法的支持,因此得出“西方→港台→大陆”的研究路向。此外,本文质疑作为研究对象的“新感觉派”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概念的“不确定性”及作为西方理论对应物的“不确定性”。而命名研究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延伸出来的研究,这种考察不期推翻现有命名,或以新命名替代,而是通过命名的变迁洞察不同命名者的动机,在相同命名的背后寻找差异性,及在不同命名背后寻找共性。这种命名史的考察,目的在于提醒陷于热潮中的研究者,中国“新感觉派”从来就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流派,视“新感觉派”为可以伸缩的装置,随意扩大或缩小其内涵、外延的研究都是值得警惕的。同时,本文质疑了“新感觉派”研究中文学资源与文学研究“不对等”、研究盛况与研究成果的“不对等”关系,并试图寻找其成因。研究如何表现为一场有预谋的学术生产,以及这场由“上海”波及至全国的文化研究,其背后的实用性、当代性如何使得研究发生偏移,都是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无疑,“新感觉派”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具有某种风向标的意义,它引导和代表了文学研究的方向及特点,同时也就继承了文学研究中的缺点与不足,因此,这种考察与反思,既指向“新感觉派”研究本身,也部分地指向了现代文学研究,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基点与更深入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