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言，它主要论述了福柯与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态度。第二部分主要讲述现代性的内涵。首先界定现代性的定义；其次将现代性与现代化进行比较，现代性是精神层面的，现代化则是现实层面的，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人口状况；最后分析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关系，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论述。第三部分是福柯对现代性的彻底批判。福柯反对将启蒙运动与理性、解放、进步等等同起来，他认为现代性实质上是一种控制形式，将指引人们走向危险的境地。在他的权力理论中，理性被权力掌控，权力以秩序、规范的形式给个体带来压抑，权力下的主体是呆滞的、顺从的、被动的。第四部分讲述了哈贝马斯的现代性观。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未竟的事业”，他提出理性并非无可救药。他批判工具理性，提出用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实现遵循理性共识的理想社会。他认为规范是交往主体达成共识的平台，强调主体间性能够保持个体的差异性，完善个体发展。第五部分论述福柯与哈贝马斯的争论对中国语境下现代性的意义。对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不存在主客二分的视角，人与社会、与他人、与自然圆融为一体是中国思想的最高境界。对中国现代文化而言，从哈贝马斯与福柯的争论可以得到三个启示：首先，尽管有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哈贝马斯所强调的规范秩序平台有益于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其次，福柯的权力理论给予我们的现代文明秩序建构以警示：最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视角，有利于缓解日益紧张的个体与外界联系。本文也试图求证诞生于西方的现代性只有融入文化的根基，形成兼容并蓄的多元化、独特的民族化才能得到持久的生命力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