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侧重于理论分析。第三、第四和第五部分是基于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的对上海案例的实证研究。第六部分是结语。第一部分“绪论”,主要是在新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经济转型这一双重语境中,明确并分析了本文研究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并由此建立了一个初步的利益分析框架。显然,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地方政府转型,单纯的静态描述不足以揭示主体形成的内在逻辑,而平面结构性剖析也无法刻画各方面利益关系互动的演变轨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用立体式的研究,不仅要注重对主体行为的动态分析,而且要深入到其背后利益关系的互动因素;不仅要分析现状及其由来,而且要探讨其结构变化及其发展态势。我们知道,利益重构和政府转型的交互关系必定是动态的,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但这一个过程并不是简单的时间要素排列,否则就成了两个互不相关的时间序列。利益重构和政府转型交互关系的联结点,就是各个制度变迁主体之间的博弈结构及其方式。制度分析必须采用选择理论的架构,因为要得到逻辑无误而且可以验证的假说必须有行为理论作为基础。因此,第二部分“理论基础:转型经济中的地方政府”,作为文献综述的一种并不呆板的形式,被单列出来并按照清晰的逻辑关系详细阐述不同理论中的政府和地方政府行为,涉及到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以及治理理论。在主体及其行为的理论分析基础上,我们进入以上海为实证案例的过程分析。在第三、第四和第五部分,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是基于本文的利益分析框架而形成的安排。第三部分“利益主体:政府转型的缘起”,包含了利益分析框架中关于利益主体的基本要素,即:以分权化改革为特征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使上海政府成为“三个保证、三个改革”下的利益主体;同时,上海政府还直接面临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地区关系的影响。第四部分“利益重构:政府转型的内涵”,以政府与政府、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四个基本利益关系为主线索,探讨上海政府作为转型主体的制度创新行为及其效用。第五部分“治道变革:政府转型的取向”,将治道变革分为增长模式转型、管理机制转型和政府行为转型三个层面,归纳出上海政府转型的价值取向和现实成效。在技术路线上,本文采用的是利益分析(框架)。按照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利益如何配置的基本取向,从“利益和利益异质性”这一基本前提推导出“利益主体”、“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三个主要分析概念,并以此建立逻辑关系来把握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的实质。在理论分析模式上,本文界于“严格的”和“感性的”两种理论分析模式之间,将新政治经济学的“引入政治因素、制度因素和 I<WP=7>实证主义”范式运用到整体的研究当中去。本文试图得出以下基本结论:一、解释中国的经济转型不可能回避政府,而中国发展呈现出来不均衡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亦即地方政府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一个内生变量。事实证明,在经济转型而引发的大规模制度变迁中,地方政府成为制度变迁(创新)的主体。制度变迁的过程决定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演变,地方政府行为反过来也对制度变迁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因此,地方政府转型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可取的视角。二、在以市场取向为目标的制度变迁中,地方政府逐渐具备了新的角色定位,即一个利益意识和利益取向独立化和明晰化的利益主体。同时,地方政府因为同样面临重塑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利益关系而不可避免地作为区域经济转型的主体。因此,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地方政府是利益主体和转型主体的复合体。三、作为利益主体的地方政府,以分权化改革为主要特征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关系的变迁,是其逐步成为利益主体的“初始条件”;改革开放使地方政府获得更大的“利益空间”;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也至关重要。作为转型主体的地方政府,“政府转型”的实质就是市场化导向的利益格局调整,主要涉及到政府与政府、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利益关系,而“转型”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制度创新。因此,以利益格局调整为主线,地方政府在利益主体和转型主体两个角色定位之间的动态转换,构成了地方政府转型的基本逻辑。四、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上海的经济转型为什么比较成功?本文的利益分析框架也许能够提供一种解释。这是因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上海政府的角色定位完成了利益主体和转型主体的有机结合。正是由于这种结合,才使得上海政府作为地方政府既实现了利益主体自身必要的利益诉求,又承担了转型主体重组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多个利益关系的任务。如果没有后者的结合,上海就不可能取得经济和社会持续繁荣进步的局面,因为单一狭隘的地方利益主体,其本质是市场经济的阻碍,只有成为转型主体,才真正有利于中国市场化进程。本文的特色或称创新点,主要在于:一、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并结合政治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理论的补充,立足中国的实际情况,引入政治因素、制度因素和实证主义,为解释中国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