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庾信本身杰出的诗歌成就以及他在诗歌发展史上所处的特殊坐标,对于庾信的接受一直贯穿于唐诗近三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甚至早在周、隋时期,庾信的直接影响就开始了。以北周明帝、赵滕诸王以及隋炀帝为核心的宫廷诗坛效“庾信体”,对庾信艳情、咏物、乐府之篇的倾心效仿,北周本土以及羁旅作家群对庾信羁旅、怀古、边塞、幽居等题材的继承与发展,不仅埋下了唐代诗坛庾信接受的最重要的几条发展脉络,也奠定了唐代诗坛庾信接受的基石。武德诗坛大抵是周隋诗坛的延续,《艺文类聚》大量全面地收录了庾信的作品。在太宗重振儒学的文化政策下,贞观史臣对庾信加以严苛批判,冠以“辞赋之罪人”的骂名。然而,与此同时,由于诗才凋零,贞观诗坛新体之声律律、偶对技巧远逊齐梁、陈隋,以唐太宗为核心的贞观君臣在声律、体制诸多方面效仿庾信体。随着高宗朝声律、偶对技巧的发展,“庾信体”一度被“上官体”所取代,但仍风靡于中下层文士群体以及私人宴乐场合。至于武后中宗时期,随着声律难关攻克,“沈宋体”确立后不复再有明确的效“庾信体”之作。宫廷诗人对庾信诗歌声律与体物技巧也朝着更加娴熟的方向发展。在占据主流的宫廷诗坛庾信接受之外,以四杰、沈宋、陈子昂等人为代表,从体裁、题材、体制等层面对庾信五言艺术加以继承或反驳,蕴育出盛唐庾信接受的某些先机。盛唐前期的诗坛仍然延续了齐梁余风,《初学记》对庾信作品的收录以及玄宗宫廷诗坛对庾信接受皆与初唐一脉相承。与此同时,盛唐诗又能全面取法诗骚、汉魏六朝以来的诗学传统,其对庾信的接受也摆脱了初唐的局限,呈现出新的视野和超越,如张说对庾信诗歌“气骨”一面的凸显。继沈宋之后,王维将庾信五言艺术体制又加以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其盛唐五律正宗地位。当李白取法齐梁写景造境艺术时,在题材与浪漫清新之情调上与庾信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同时,又延续陈子昂对庾信《拟咏怀》的接受,最终完成了盛唐五古以复为变的道路。从“清新庾开府”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对庾信的接受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与时代、人生遭际有关,更与其自身各阶段的诗歌创作状况以及诗歌理念、追求有关。正是在这种深层接受契机下,承沈宋、杜审言、王维等人对庾信五言艺术的发掘而来,杜甫对庾信五言的字法、句法、章法、偶对、用典等技巧都有深刻领悟和借鉴,将庾信五言诗歌艺术的能量发挥到极致。风格上,在初唐的“清新”、“绮丽”之外,杜甫对庾信后期诗歌中的清峭、刚健、萧飒、朴拙等风格加以全面体认,由此突破了齐梁至盛唐前期五七言近体以清新、典雅为主的局限,构成了其诗歌集大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他对萧飒、朴拙一面的接受开中晚唐诗坛庾信接受之先声。诗文之外,其对庾信身世遭际的深刻同情以及悲哀形象的塑造奠定了中晚唐诗坛庾信接受的重要基调。中晚唐诗坛的庾信接受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时代精神、诗学传统与个性色彩相互交织。韩孟等复古一派延续了初唐史家的批判基调,发出“尘埃徐庾词”的批判。而与此同时,齐梁诗复兴之势已成,“庾信体”在试诗、帖诗中得到一脉接受,庾信的宫体之作也成为艳诗创作的取法对象。诗论家皎然对庾信诗歌的接受深刻地体现了中唐人对齐梁诗的界定与评价,或褒或贬,带有鲜明的诗诗学色彩。其中,以李贺、李商隐对庾信“宫体”艺术的借鉴最为深刻、独到。承杜甫而来,乱世羁旅下的中晚唐诗坛对庾信的同情也达到了顶峰,并重塑了一个羁旅不归、悲哀愁苦、隐逸的庾信形象。总之,唐代近三百年间庾信接受产生的内在动机、外在表现以及各阶段的沿革变迁背后隐藏着复杂的诗学内涵以及内在规律。以此为切入点,不仅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庾信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及其在诗歌史上地位的沉浮变迁,更有助于把握唐诗自身在近三百年间发展过程中对六朝诗歌的继承、扬弃、超越与复归,以及会通地理解唐诗大家的诗歌创作渊源和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