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十四种典型诈骗行为之一,票据诈骗犯罪的设立之重要,自不待言。其独当着法之社会作用的一面。但凡为票据之行为,出《票据法》之民事规范则入票据诈骗犯罪之刑事制裁。然票据作为历史较短的一种社会经济、金融流通的方式或载体,其鲜明的“个性”使其十分容易与一般之生活、生产行为相区分,故区分此罪彼罪非本文所重,充分表明作者对票据诈骗行为之因果关系、违法性、目的以及刑罚差异性、刑罚完善等五个基本疑难争议问题所持见解及管窥之心得方为本文之原点。 围绕票据诈骗犯罪,我国刑法理论界、司法界争议颇大。问题之焦点主要有二:一是本罪有无非法占有之目的?二是本罪明知之范围?本文借鉴并吸收众家所长,试图在更完整层面上对涉票据诈骗罪若干问题作逐一探讨。此外,笔者认为尚有如下问题亦有可研究之处:一是对本罪片面帮助行为如何定性?(其本质在于涉票据诈骗立法是采行为无价值抑或结果无价值立场)。二是本罪兼有自然犯与单位犯,那么一种仅仅对单位犯罪判处罚金的刑罚体系是否足以保护权益并防卫社会呢?三是票据诈骗犯罪死刑设置是否是一种倒退,是一种对生命作为基本人权的悖逆呢? 针对上述五个基本争议,作者提出了如下对策: 一,将非法占有之目的更改为非法使用违法票据之目的; 二,将明知之范围适当缩小; 三,为涉票据诈骗犯罪单位设置从罚金刑→强制监管刑→强制委托经营刑或强制剥夺财产刑的一个规范刑罚体系; 四,将死刑从票据诈骗罪条款中拿掉,建立一种仅仅针对自然犯而存在之死刑刑罚,以保持最低限度的死刑打击范围。 有学者认为:“大陆法系国家不同学派的学者决不会因为所谓刑法条文不合己意便批判刑罚,相反总是将刑法条文解释的符合己意…与其动辄批评刑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