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多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快速增长。然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对外投资仍具有很大的潜力。同时，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实现潜力及相关影响因素上，呈现出有别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独特特征。根据国际投资理论和一般规律，对外直接投资偏好于那些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和地区。然而实际上，我国的OFDI越来越多集中于制度环境并不十分完善的国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风险偏好性。现有研究结论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制度因素影响的复杂性。为此，本文深入研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情况，并从制度环境指标的角度，检测了目标国制度环境因素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具体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在借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基于随机前沿方法，利用2003-2015年间中国对105个国家直接投资存量的面板数据建立模型，利用frontier4.1实证测算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潜力，并从公民话语权与问责权、政治稳定性、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和对腐败的控制六项衡量目标国制度环境指标的角度，检验了目标国的制度因素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　　(1)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方法是可行且合适的，结果具有可信性;　　(2)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没有得到充分实现，潜力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3)目标国家的GDP、贸易依存度和经济自由度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潜力呈现正相关的关系;目标国的地理距离与我国对该国的投资潜力呈现负相关关系;　　(4)在所选择的10个影响因素中，在东道国GDP、地理距离、贸易依存度和经济自由度既定的条件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技术非效率。从目标国家制度环境的角度分析存在技术无效率的影响因素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制度环境悖论，在监管存在漏洞和腐败水平较严重的国家，中国的投资效率反而越高。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1)特殊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使得中国企业多善于和政府当局打交道，善于利用监管漏洞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充分实现投资效率。　　(2)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资本来说，目标国政府的腐败有利于其规避种种投资壁垒，实现投资效率，有很强的吸引力。　　(3)从战略的角度出发，选择一些治理水平较低的国家进行投资，填补发达国家企业留下的空白，投资效率得到了较好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