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企业是由历史条件造成技术和市场的双重劣势,并主动追求技术进步的企业。技术追赶是后发企业的发展路径,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是技术追赶的唯一目的。随着全球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对后发企业的研究逐渐从发达国家的后发企业转向了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企业,并越来越集中于中国、印度等后发大国。后发企业的技术追赶与整个技术环境的情境变化及其自身的技术水平变化相关。许多学者都观察到后发企业的技术发展起源于技术引进,即外强内弱的技术环境下企业被迫发生的技术输入;随着科学事实的积累与管理理论的发展,研究者开始认识到单一因素在影响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局限性,从而逐渐转向对系统性因素(环境、政治、文化和企业自身因素)的综合影响作用的关注。技术追赶能力是后发企业学习与积累技术知识,并转化为自主创新的能力,这是一种有机状态的能力。追赶能力获取过程中与外界情境不断互动,构成系统性的动态追赶机制。本文根据发展情境论的基本理论框架,选择了高新技术产业、重型装备产业、消费品制造产业的后发企业,从发展的视角研究他们在不同的技术情境下的追赶能力获取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理论模型。主要研究内容:第一部分选取高新技术企业——四川虹欧的PDP技术引进过程,研究在技术的复杂化情境下复杂程度与技术跃迁在技术发展的各个阶段的不同特征,后发企业如何根据这种特征选择技术进行引进,从而提升技术追赶能力。第二部分选取重型装备制造业的两家不同规模的企业——东汽和鑫坤研究技术模块化情境下后发企业在主导技术和辅助技术上不同的协同创新模式。研究发现技术的模块化为后发企业选择不同模块技术进行后发赶超提供了契机,后发企业选择不同模式进行协同创新是技术追赶能力的第二个阶段;第三部分选择消费品制造业的不同案例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在技术超越阶段,技术的互联网化使产业结构的平台化和企业规模的无边界化成为企业后发赶超的新情境,架构能力成为后发企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技术超越的决定因素。第四部分,分析理论饱和度检验的结果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能力模型的理论要素进行扩充,以五个外源性刺激为中介变量,形成技术的三个发展情境,即复杂化情境、模块化情境和互联网化情境为辅助变量,三个阶段的技术追赶能力获取路径各不相同,在技术追赶启动阶段是技术的选择能力作为主要能力,在技术提高阶段是技术协同能力占主导,在技术超越阶段,必须依靠信息技术获取技术架构能力。运用系统动力学进行数学建模,并仿真检验。结果发现技术选择能力在技术追赶的后段,也就是企业获得一定技术能力之后,增长无变动;技术协同能力和技术架构能力获得迅速提升。因此证明后发企业平台化发展是今后技术追赶能力提升的发展方向。本文第五部分根据扎根理论的原理,以台湾显示器产业的技术发展为情境,对台湾奇美电子的技术追赶进行研究,总结提炼了技术情境变化的五个外部影响因素,和后发企业技术追赶能力获取路径的两个内部因素。本文主要在以下三点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拓展:(1)后发企业在技术追赶的起步阶段,采用技术引进的手段是追赶能力获取的主要方式,但是在能力获取路径的选择上存在着技术复杂程度与其跃迁速度的匹配的问题。复杂程度与跃迁速度的不匹配正是该技术趋于衰退的指示。(2)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技术的变化给不同规模的后发企业同样带来了协同创新模式的改变。同时,不同的协同模式都促进了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两者之间是共同演进的。首先,技术环境的动态变化是协同创新模式演化的根本动因;其次,产品进化与多元化是协同创新模式演化的直接目的;最后,创新网络与网络位势的同步进化是技术进步和协同创新模式演化的基本特征。(3)后发企业的架构创新追赶能力获取路径中,二阶中性置换是常见的形式,中性置换的结果虽然相同,但是未来发展可能不同。两种模式的关键区别在于用户参与的方式和程度。两种模式的结合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主流,互联网平台化架构与制造业企业开放化架构结合,将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整合在一起,改变整个消费品制造企业的价值形成架构,最终达到精准化、平台化、个性化生产,将是未来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主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