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对非外交政策追及历史,尽管在方法与途径上有所改变,但是从未触及根本原则。目前的外交政策格局与当时政策制定的历史大背景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中国对非外交仍然遵循(和平共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蕴含着中国外交政策与外交关系的基本原则。)然而,由于国内政治与国际环境的改变,中国对非政策的方法和具体实施因此起起伏伏:根据由不断变化的可变因素带来的具体时间表而改变形式。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的非洲政策主要围绕极力维护中国以及非洲国家的主权和独立而展开。冷战之风径直吹向边缘国家,导致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结盟运动”的产生。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中国脱颖而出,捍卫自身的思想建设。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着眼点是防止非洲和南美洲国家承认台湾。(阎学通,“中国的国家利益分析”,第二卷,P114.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台湾当时通过公共外交和对其经济优势的使用,试图限制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大陆不断增长的参与。　　这种竞争被一些非洲国家所利用。尼日尔共和国在1992年同时与中国大陆和台湾发展关系,直到后来选择与台湾建立,最后于1996年又转向中国。塞内加尔于1996年第三次转向台湾。1998年,伴随中国的信心和能力的增加,南非与台湾断绝关系。利比里亚和塞内加尔分别在2004年和于2005年如此效仿。2006年8月,乍得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恢复正常化;马拉维紧随其后,在2007年也恢复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截至2012年,除了四个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斯威士兰,冈比亚之外,已有50个非洲国家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成功地实现了重新团结非洲的政治目标。　　从20世纪90年代和2001年,中国转变成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大大超出国内生产能力。实用主义开始在外交政策上占据主导地位,中国鼓励走出去寻求能源安全、材料和新的市场的全球战略。　　尽管中国有更为长期的与政治外交相关的战略,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中国自2001年以来的对非外交本质上由经济外交因素驱使。(这包括中非在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不平等国际规则时的互相支持,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由发达国家提交的反对中国“人权记录”的11项提议。关于经济外交,论文引用了来自中国、非洲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和高层政治官员的观点和说明。比如Li Anshan,He Wepeng,Adams Bodomo,Osita Ezeh,Liu Guijin)　　贺文萍指出,“中国的非洲政策超越了单纯追求资源的需求。相反,了解中国的非洲政策,关键是采取更为深远的看法,将中国的总体外交战略追求和中国的全球地位以及其为经济持续发展和在重要的全球问题上需要获取政治支持而做出的努力结合在一起。”[贺文萍,“中国非洲政策的平衡行为:超越资源,载于《中国安全》第3卷第3期,2007夏季刊,p.24。2007世界安全研究所]新出现的现象显示中国对非洲外交政策上的“三管齐下”:　　i.是中国经济发展主导的外交政策的广泛光谱的一部分;　　ii.中国线性发展模型的巩固和投影:是中国的历史延续性、现代的吸引力、软权力以及作为不同于西方对外关系和发展模式的替代方式的一部分。[请参考“中国模式:福山与张玮玮之间的对话,新视角季刊,民主制度研究中心,2011秋季,28(4),第40-67页]。　　iii.在南南合作方面建立一个更广泛的伙伴网络,以在许多地区和全球问题上支持中国,从而保持与发达北方国家的平衡(而非对抗)。　　国家利益、国际和地区环境、其他角色的行为,在互相依赖中的竞争等因素都在影响着外交政策。相互依存的其他国家根据自身的能力与国际形势,通过这个互相作用互相循环的过程获取利益与好处。[乔纳森·特纳,人权机构:社会进化理论,(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4)p.259]针对这些因素,加上外交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协调和控制问题,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倾向于某些机构的出现如中非合作论坛(FOCAC)来管理这些复杂的力量。在最一般的水平,这种关系围绕物质资本与经济发展展开。在互相依存的竞争中,地缘政治政策通过外交政策来实现.所有的政策制定都为如何获得其他社会的资源和市场服务,反过来这能够决定资源和市场获得、制度构建、生产力和分配过程的水平和形象。最终的目标,是经济和政治关系的诸多交易过程中的资本交换。在双边关系的水平上(国家.国家),中国关注经济外交和发展问题,然而在多变关系上(非洲联盟、中非合作论坛),对话集中于非常广泛的问题上,重点在于建立政治基础、支撑和框架以加强经济合作协议,巩固“友好伙伴关系”作为缓冲西方国家在某些全球问题和其他地区事务上施加的压力和非对称条件。如非洲联盟被设想为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与中国联合的政治集团。[根据osita ezeh,尼f=1利亚国际问题研究所总干事。这一框架源于“后天安门”的意识,即中国被西方国家遏制,,结果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团结政策和对不同地区的“挺近".试图建立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某种形式的国际平衡(虽然不是对抗)]在其他情况下,多边水平作为南南合作,加强了平行深化的贸易、投资关系和发展途径,强调了一个基于多国家中心基础上的模型。　　从现实来看,这种外交政策方法和策略的转变,既不是单一性的,亦非独立隔绝的,因为它是中国强调建设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和政治关系战略的一部分。2006年出版的“非洲政策文件”进一步肯定了这一立场,说“中非传统友好关系在心形势下面临心的发展机遇。经济主导的外交政策仅仅揭示了中国在寻求相互依存的关系中改变了其优先战略,她要寻求能源安全、自然资源,促进自身崛起(或者说恢复)为一个全球大国;同时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负责人的利益相关者”的魅力和模式的体现。这再现了中国的转变过程,而这个过程自然的将其丰富的历史、文明和一种新兴世界秩序连接起来。[中国模式:福山与张玮玮之间的对话,新视角季刊,民主机构研究中心,2011秋,28(4),第40-67页]　　用“资源换取基础设施发展”协议已经成为非洲国家外交活动基本模式,在这些国家以及在中国这一模式被认为能够促进生产力可持续增长,实现双赢而被推广。“中国特色”(同西方模式相反)的经济援助促进了外交政策目标诸如“扩大非洲经济增长力范围,扩充外国投资和发展模式”,形成了基于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合作关系: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　　我们的案例研究将向读者展示外交努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性,以“用资源换取基础设施”协议以及这个协议在中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西南非洲(安哥拉),非洲东北部(苏丹南苏丹)和西部非洲(尼日利亚)的实施为特色展开论述.在双边的框架内,同时在多变关系上强调巩固和管理整体关系。　　在中国实施其对非洲外交政策的过程中,中国面临严酷的挑战,如当她面对极端难题时所不得不采取的极端政策:国家利益与“非洲政策文件”中所信奉的基本原则的冲突。对运送武器到苏丹和津巴布韦的解释降低了“和平崛起,不干预和互相尊重”的信条。2011年中国政府在解释向利比亚运送武器的时候试图将政府与公司行为分离开来,进一步显示了这个报告的矛盾性。[2011利比亚危机后,中国发布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关于运送武器到利比亚的报告。根据中国日报崔海佩和赵胜南(音)的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姜瑜称:“没有任何中国公司以任何形式出售武器给利比亚”。据说在其他一些报告,她承认,政府“加强监督军事物资出口,并检查是否规定违反了有关规定”。]虽然这一外交政策倾向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它扼杀了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基础。中国也需要在某些方面打外交牌,比如亚丁湾和印度洋——这条海上航线是自非洲和中东进口的交通要道。日益增多的不稳定因素,如这一海上航线上海盗、恐怖主义和西方舰船的巡逻,也许可能会掩盖其他大国试图遏制中国的战略行为。　　在未来,就她的优势和政策制定者的倾向性而言,中国对非洲的动态影响将持续存在并重新调整区域力量平衡。“以资源换取基础设施发展”协议的应用,全线政策原则和方法将继续再现向东转移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