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捐助法人”虽为非营利法人的下位概念但其实质上同大陆法系财团法人概念下的公益性财团法人与宗教法人无异。因此,为更好的对捐助法人进行研究与解释,相关理解和讨论应放置于大陆法系财团法人的框架下进行较为适宜。我国多数慈善基金会对政府存有严重的依附心理,尤其是地方性慈善基金会,其生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财政的支持与倾斜,加之缺乏自治权,基金会无法决定自己的功能定位,常常充当政府募集资金履行最低社会保障义务的工具。如果基金会以理事会为权力机构,不仅是把更改捐助人意志的权利一般性地保留在基金会内部机构中,而且在以捐助人为核心的权力机构缺位,监督机构的监督乏力的情况下,更是在实际上解构了捐助法人治理结构上的分权制衡机制。受我国早期慈善基金会萌芽时期的特殊社会背景影响,《条例》侧重于依赖登记管理机关及业务主管机关进行外部监督,反而忽视了内部监督机关在基金会内部治理中的重要性。当前,制约我国慈善基金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法人自治缺乏独立性;理事会集权;内部监督无力。改革以官办慈善基金会为背景的法律规范体系,减少行政干预,弱审批许可设立制度以及降低准入门槛已经成为改善慈善基金会法人治理的迫切需要。一方面,理事会作为执行机构意义上的“决策机构”应该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行使职权,履行理事的“信义义务”。另一方面,应在法律法规中对监事产生机制、监督权运作的实施细则和法定责任进行详细规定。缺乏必要详实的运行规则及合理有效的组织架构极有可能导致基金会管理人滥用管理权假公济私中饱私囊,基金会出现运作不规范的情况,辜负社会公众对基金会作为实现公益目标有效途径的期望。可见,健全的法律框架,既是基金会发展的制度环境,也是自治及监管的法律凭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