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问题由来已久,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大肆蔓延发展,21世纪初9-11事件发生后开始引起各界关注。据全球恐怖袭击数据库(GTD)统计,从2001年到2017年,全球共发生109673起恐怖袭击事件。2001年袭击数量1907次,2017年为10900次,仅仅16年,袭击数量增长了近6倍,造成大规模死亡的袭击事件频率逐年上升,这其中还不包括那些未遂的袭击。恐怖主义已成为一个世界各国政府共同高度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反恐战争中,情报极为关键,可以发挥预警、决策支持、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作用。政府和恐怖组织哪一方掌握对方的情报较多,行动就可以更加优化合理。凡是战争都离不开信息,尤其现代战争是信息主导的战争,剥夺敌方的信息优势,保持己方的信息优势,进而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或“少战而屈人之兵”的作战效果。在反恐研究中,一般都为非对称信息的情况,尤其面对隐蔽性较强的恐怖组织,政府的情报信息尤为重要。政府与恐怖组织作为两个绝对对立面,面对恐怖主义时不会进行主动的信息交流,二者只有通过互相打击、间谍情报等才能获得对方的信息,而在打击互动中存在许多信号传递十分重要且值得关注。就信号而言,一般的政府声明、恐袭组织宣称对某事件负责等携带的信息量较少且出于各自目的并不能保证其准确性,本文只考虑军事打击程度这种代价昂大且完全准确的信息作为信号传递给对方,并且反恐中政府与恐怖组织一般为先后行动,所以不论是先行动者或后行动者都会考虑此信号对于己方利益最大化,后行动者更应分析此信号所携带的信息以便有利于下一步行动。本文尝试从政府占据信息优势方与劣势方两个角度出发,建立政府先行动与恐怖组织先行动的双方信号博弈模型,并讨论政府在优势方时如何进行资源优化使效用最大化以及在劣势方时减小由于不完全信息下所做决策产生的遗憾,为政府军事打击恐怖主义和有效防御提供理论参考。具体研究工作包括如下两点:第一,本文首先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反恐却造成的“越反越恐”恶性效果进行分析,主要原因为打击会不可避免地对当地带来负面影响,例如误伤平民、经济恶化、生态影响等,此时一个特殊的群体—潜在恐怖主义分子出于经济和受恐怖组织价值观影响等原因可能会加入恐怖组织为其效力。研究结果表明:能力越低的潜在恐怖分子越倾向加入恐怖组织,所以政府在先行行动进行军事打击时,要考虑好如何安抚平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避免其中的小部分潜在恐怖分子站到恐怖组织一方。此外,政府的军事打击资源受反恐预算的影响,在政府已经掌握了恐怖组织大部分情报占据信息优势方时,可以用最优的信号—打击程度达到恐怖组织投降的阈值即可达到利益最大化,恐怖组织由于对于政府反恐预算的信息缺失,只能靠预期损失最小化来进行决策。第二,考虑到政府处于信息劣势方时,不确定恐怖组织的类型、效用以及下一步的行动,只能依靠恐怖组织发出的信号形成后验信念来进行决策。本文分别计算了政府、极左型恐怖组织、极右型恐怖组织的效用函数,并分析了政府在不完全信息下可能产生的决策遗憾。结果表明:政府在面对较小信号时也要提高警惕进行加固防御而非一般防御,在接收到较大信号时应慎重决策进行反击或是防御,此外政府可以采用冻结资产等措施有效减小遗憾值大小。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在政府处于信息优势方时,将反恐预算作为政府类型且恐怖组织对该信息缺失,并且预算作为一连续变量进行连续型信号博弈的研究。分析了潜在恐怖分子加入恐怖组织或是从事正常经济活动的条件。此外政府处于信息劣势方时的决策研究可以为政府反恐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但是本文只设立了两阶段信号博弈模型,未能扩展到多阶段动态博弈从而引入学习、演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将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