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我国国立大学有30年左右学术休假制度的历史,积累了丰富而独特的经验与教训。然而,这一历史事实却未引起教育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为丰富我国大学教育制度史提供宝贵的史料,客观地认识我国大学教师发展制度提供一个新的窗口,同时为当前大学学术休假制度的实施提供有价值的借鉴,本文遵循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的原则,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内容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对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进行专题研究,即在系统阐述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运行轨迹和微观透视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案例的基础上,考察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产生的动因,分析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的基本特征,了解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实施的基本原则,寻求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功能实现的要件。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是一个舶来品。1880年哈佛大学首创学术休假制度,当时美国学术专业化的进程显著加快,研究已经成为美国大学的灵魂,产生了职业化的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大学教师队伍。学术休假制度的产生,满足了大学和教授双方的利益诉求。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术休假制度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始广泛实施,并引起了其他国家大学的效仿。甲午战争后,学术救国呼声的高涨为学术休假制度的移入奠定了思想基础,留学生群体、外籍学者与教师、教会大学教职员为学术休假制度的引进搭建了中间桥梁,发展学术成为推动国立大学移植学术休假制度的内在动力。在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1917年教育部颁发了《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其中包含了学术休假条文,这为我国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政策保障。北京大学是我国近代第一个建立学术休假制度的国立大学。制度的建立是制度运行的起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建立学术休假制度的国立大学逐渐增多,1928-1936年至少有62.5%的国立大学建立了学术休假制度。国立大学建立学术休假制度的目的,是出于教师和大学双方利益的考虑,但主要还是为了大学的利益。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的制定主体,北洋政府时期主要是大学的立法机构——评议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主要是大学的立法机构——校务会议。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文本的总体特征,北洋政府时期较为简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较为详细。通过内容分析发现,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的活动目标以研究为主,开放对象主要是教授级教师,先期服务年限以5年居多,休假时长1年居多,带薪休假且补偿向申请研究者倾斜,返校服务要求至少一年,要求提交休假计划者多,要求提交休假报告者少,休假人数有限额要求。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申请核准的主体中,批准者较为明确,其余则不够明确,另外不太重视休假结果的评定。制度的实施是制度运行的关键环节。政局动荡和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办学经费稳定性不够的经济状况,相对自由开放的涉外环境,教育的精神、制度与物质环境,特别是教师聘任制、年薪制和限制有偿兼职的教师管理制度,这些是制约或支持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实施的前提。国立大学学术休假的经费有大学出资、国外组织出资、本国政府出资3种来源渠道,本研究根据不同的资助方,动态地揭示了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的实施情况。需要指出的是,1940-1944年至少有82.6%的国立大学接受了教育部资助的学术休假,且教育部资助的学术休假得到时人较高的评价。案例研究有利于深入细致地认识事物。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国立大学的典型代表,且北京大学是最早建立学术休假制度的国立大学,清华大学是实施学术休假时间最长的国立大学,因此本文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为案例对象,分别从大学的历史使命与组织环境、学术休假制度的历史沿革、教师和校长与学术休假制度的生成、学术休假制度的运用等4个方面剖析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这种微观研究使我们对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有了更真切的感知。通过对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的研究,本文提出4条研究结论,即学术休假制度的产生是学术专业化和以学为尊的结果：学术休假制度是一种激励教师流动的教师发展制度,具有以学术本位为价值导向、利益契合为逻辑基础、充电释放为作用机理等3个基本特征；学术休假制度的实施以经费可承受与不影响课业为基本原则；学术休假制度功能的实现需要多种条件的支持。回应现实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笔者结合现实环境,对学术休假是福利还是投资、休假方式是充电还是释放、休假地点是国内还是国外、休假任务是教学还是科研等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