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城人口流动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普遍现象。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乡城劳动力迁移呈现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路径”：先从“农民→农民工”,再由“农民工→市民”。因此,分析我国的乡城劳动力转移必须用“两步转移理论”代替“一步转移理论”。“两步转移理论”表明,在农村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中,实现大多数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目前我国的农民工群体不再是一个同质性群体,而是发生了显著的分化。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在文化、观念和行为上有着明显的差别,决定了他们有着不同的社会认同感和生活期望值,进而导致他们在行为决策上有着显著的差异。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渐长,他们会逐步退出农民工队伍,第二代农民工将成为这个队伍的主体。第二代农民工较高的市民化倾向使得他们成为了市民化过程中最为迫切同时也是较易市民化的群体。另一方面,他们面临的诸如就业、城市融合、社会认同等一系列问题已经对现行的体制和相关制度安排提出了挑战。对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行研究实属当务之急。因此,论文从代际分化角度出发,以农民工市民化为切入点,对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分化、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个体特征差异；第二,两代农民工的行为决策差异；第三,构建反映农民工市民化的指标体系与进程测度模型,在对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与进程测度模型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第四,分析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性障碍因素；第五,构建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支持体系；第六,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的克服与促进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具体来讲,论文的内容如下：第1章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体制转轨背景下我国乡城劳动力流动的独特路径,分析了乡城劳动力“两阶段转移”的理论意义。并对国内外关于乡城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以及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归纳,确立论文的研究主题。接着论文对文中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最后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进行了总结。第2章主要分析了农民工的代际差异。通过与第一代农民工的比较,来突显第二代农民工的人格特征与行为决策差异。文章首先分析了两代农民工在成长环境、个人特征、进城情况、工作情况、行为决策、与家乡或农业的联系、城市适应性七个方面的差异,总结了第二代农民工出现的新特征。由于两代农民工不同的进城动机、不同的社会认同感和生活期望值,导致他们不同的个人偏好,从而导致他们在行为决策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论文接着就对他们在迁移决策、劳动力供给与就业决策以及社会保障需求决策方面的差异展开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城市生活成本、制度成本以及劳动力价格歧视因素造成了两代农民工不同的迁移决策；不同的个人效用目标、动机目标、成长环境与个人特征等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有着不同的劳动力供给,进而从微观主体上分析了第一代农民工就业与“民工荒”、第二代农民工就业与“民工潮”的形成机理；第一代农民工的生存逻辑与第二代农民工的前途逻辑,使得影响他们社会保障需求的因素存在着显著差别,进而决定了在他们社保需求上有着不同的决策。第3章分析了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首先从第二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职业状况、居住条件、城市融入、城市适应、市民化意愿、自我身份认同、社会认同以及对未来的打算等方面对其市民化现状进行概括定性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虽然他们在心态与文化习俗上更接近于市民,且具有强烈的市民化意愿,但由于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等种种制度安排,使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观愿望、过高期望与城市体系对他们客观排斥所形成的巨大的反差,阻碍了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为便于准确把握这一进程,文章建立了反映市民化进程的指标体系,并构建了进程测度模型。在对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指标体系与测度模型实证度量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实证结果表明,目前第二代农民工处于中市民化起步阶段,为了进一步推动他们的市民化进程,必须进行相关制度的创新,这就为后文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打下了基础。第4章分析了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制度障碍。笔者把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均纳入户籍制度,形成了“广义户籍制度”分析框架。并把户籍制度对市民化的障碍作用定义为“本原性”制度障碍,沿用海外中国问题专家所提出的“户籍墙”的形象称谓,把我国的“户籍墙”划分为“显性户籍墙”与“隐性户籍墙”,接着对两者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进一步的界定,最后得出“隐性户籍墙”是阻碍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制度因素这一结论。以城市劳动力就业市场与养老保障为例对“隐性户籍墙”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与养老保险的“便携性损失”分别把第二代农民工排斥在城市首属劳动力市场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本章最后分析了双重“户籍墙”对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双重“户籍墙”铸就的户口控制体制壁垒、劳动力市场与就业体制壁垒、城市资源配置体制壁垒,固化了第二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阻碍了市民化能力的获得与提升,提高了他们的市民化成本,弱化了市民化意愿,从而阻碍了市民化进程。第5章探讨了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支持体系。为推进他们的市民化进程,笔者构建了促进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支持体系,并从四个支持主体、三个层面、三大重心以及三个环节来着手推进其市民化进程。第6章促进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促进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支持体系框架,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加强社会资本建设、推进户籍制度纵深改革、实行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构建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建立权益维护机制七个方面进行了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