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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发展史来看，人类正在经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广义的网络社会是对当前阶段人类社会的一种命名，狭义的网络社会则是指现实社会中的人在互联网建构的人工空间从事生产生活活动并形成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深度关联、相互影响，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但同时也冲击着现实社会风险格局，给国家政治安全带来需要重视的风险问题。
网络社会政治风险是指国家主权、政治制度、党的执政、意识形态、政治秩序等现实社会的政治安全要素，在网络社会引致、助推或放大等作用下，受到破坏、伤害的可能性。网络社会政治风险的风险源则是指那些存在于网络社会中，或与网络社会相关的来源、源头或原因、因素，不包括存在于现实社会中，并与网络社会无关的风险源。风险源作为风险演化要素之一在风险演化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风险源不仅是风险演化的起始点，而且在风险后续演化阶段中持续发挥作用，因此风险源治理既是源头性治理，也是过程性治理。
研究采用德尔菲调查法识别网络社会政治风险的风险源。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和头脑风暴法的基础上查找风险源指标项目，设计德尔菲调查问卷。研究人员在第一轮德尔菲调查时，亲赴武汉、上海、北京、天津、重庆等地，将问卷分别面送专家组的42位理论或实务专家，获得的调查结果质量较高。然后以邮件的形式将第二轮问卷反馈给专家，所得的调查结果较为一致。经过统计得到“环境方面”、“主体方面”、“心理方面”、“行为方面”、“动员方面”、“控制方面”等6个维度共37个风险源的指标体系。
环境方面的风险源是指我国互联网发展状况方面的风险源，可以从网民结构、信息载体、媒介技术等角度查找。因此环境方面的风险源包括网民身份的虚拟性、“发声网民”结构不均衡、网络信息缺乏把关和庞杂芜乱、网络个性化机制的缺陷性、网络拟态环境的负向偏离性、网络漏洞和黑客技术的威胁性、美国国际互联网控制力的威胁性等，共7个。
主体方面的风险源特指那些在网络社会中活动，对网络社会加以利用，但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敌对势力，他们在网络传播中是特殊传播主体。因此主体方面的风险源包括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以及带有政治目的的境外非政府组织、部分非法网络公关组织、其他敌对势力等，共6个。
心理方面的风险源是指网络传播中，普通传播主体在社会心理方面的风险源。普通传播主体是指网络媒体和包括网络意见领袖在内的网民。因此心理方面的风险源包括自我展示与“语出惊人”，基本归因错误、信念固着与直觉的局限性，非理性情绪、群体极化与从众心理，偏见与刻板印象，冲突与相对剥夺感等，共5个。
行为方面的风险源是指网络传播中，传播主体，包括普通传播主体和特殊传播主体，在传播行为方面的风险源，可以从传播行为的特征、倾向、效果等角度查找。因此行为方面的风险源包括网民的网络信息辨别能力有待提升、个别网络媒体和意见领袖舆情引导失范、非理性言论和造谣言论滋生蔓延、西方渗透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弱化、网络舆情“泛娱乐化”对主流政治话语的冲击、网络舆情“泛政治化”对政治性议题的扩大、网络“仇腐”对个别违法违纪现象的放大、网络炫富对贫富差距矛盾的激化等，共8个。
动员方面的风险源特指破坏性网络政治动员中，动员主体、条件、效果等方面的风险源。因此包括动员主体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动员对象的易感染性和易聚众性、动员工具的便捷性和低成本性、动员策略的多选择性和易调整性、动员效果的易扩大性等，共5个。
控制方面的风险源特指网络社会治理中，治理主体、条件、效果等方面的风险源。因此包括治理主体的网络执政能力有待提升、法定治理标准的匮乏、治理环节完备性要求的提高、治理策略有效性和灵活性要求的提高、治理中“制动时间”变短、治理失误“火上浇油”等，共6个。
深入认识和把握网络社会政治风险的风险源，首先要探讨风险源的特征，即客观存在性、动态演变性、相互依附性、不易消除性和单独可控性等；其次，要对风险源作用进行分类，即按照作用来源、作用时长、作用效果等标准分类；最后，要在前两步的基础上解析风险源的作用机理。一个风险演化过程可以追溯到多个风险源，这些风险源基于一定的逻辑联系发生互动，互动过程包括风险源数量多少的变化和作用大小的变化。风险源数量变化和作用力变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风险源作用力变化还可与风险演化的各个阶段耦合，因为风险演化的不同阶段也即风险源作用的不同节点。总的来说，风险源作用机制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机制，涉及风险源作用力、作用节点和作用范围等三个层面的结合。
以习近平网络安全观确立的新“风险观”为治理理念，从源头着手治理网络社会政治风险。风险及其风险源首先具有一定限度的“自我治理”功能。此外可以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治理策略：基于风险源构成，在环境方面，要保障基础设施安全；主体方面，要严厉打击三股势力；心理方面，要理解把握网民诉求；行为方面，要培育公众网络素养；动员方面，要监测研判舆情信息；控制方面，要提升网络执政能力。基于风险源作用机理的治理策略，则是避免风险源叠加，阻断风险源相互作用，减小风险源的作用力等，在风险形成期通过风险源治理“防患于未然”，在风险的后续演化过程中通过风险源治理防止风险持续和扩大，促使风险消解。
研究基于网络社会政治风险的基础理论框架，通过实证调查与量化分析，建立了网络社会政治风险的风险源指标体系。通过定性研究，逐一剖析了37个风险源，阐释了风险源作用机理和风险源治理策略。对于认识和把握网络社会政治风险及其风险源，维护我国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网络社会政治风险是指国家主权、政治制度、党的执政、意识形态、政治秩序等现实社会的政治安全要素，在网络社会引致、助推或放大等作用下，受到破坏、伤害的可能性。网络社会政治风险的风险源则是指那些存在于网络社会中，或与网络社会相关的来源、源头或原因、因素，不包括存在于现实社会中，并与网络社会无关的风险源。风险源作为风险演化要素之一在风险演化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风险源不仅是风险演化的起始点，而且在风险后续演化阶段中持续发挥作用，因此风险源治理既是源头性治理，也是过程性治理。
研究采用德尔菲调查法识别网络社会政治风险的风险源。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和头脑风暴法的基础上查找风险源指标项目，设计德尔菲调查问卷。研究人员在第一轮德尔菲调查时，亲赴武汉、上海、北京、天津、重庆等地，将问卷分别面送专家组的42位理论或实务专家，获得的调查结果质量较高。然后以邮件的形式将第二轮问卷反馈给专家，所得的调查结果较为一致。经过统计得到“环境方面”、“主体方面”、“心理方面”、“行为方面”、“动员方面”、“控制方面”等6个维度共37个风险源的指标体系。
环境方面的风险源是指我国互联网发展状况方面的风险源，可以从网民结构、信息载体、媒介技术等角度查找。因此环境方面的风险源包括网民身份的虚拟性、“发声网民”结构不均衡、网络信息缺乏把关和庞杂芜乱、网络个性化机制的缺陷性、网络拟态环境的负向偏离性、网络漏洞和黑客技术的威胁性、美国国际互联网控制力的威胁性等，共7个。
主体方面的风险源特指那些在网络社会中活动，对网络社会加以利用，但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敌对势力，他们在网络传播中是特殊传播主体。因此主体方面的风险源包括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以及带有政治目的的境外非政府组织、部分非法网络公关组织、其他敌对势力等，共6个。
心理方面的风险源是指网络传播中，普通传播主体在社会心理方面的风险源。普通传播主体是指网络媒体和包括网络意见领袖在内的网民。因此心理方面的风险源包括自我展示与“语出惊人”，基本归因错误、信念固着与直觉的局限性，非理性情绪、群体极化与从众心理，偏见与刻板印象，冲突与相对剥夺感等，共5个。
行为方面的风险源是指网络传播中，传播主体，包括普通传播主体和特殊传播主体，在传播行为方面的风险源，可以从传播行为的特征、倾向、效果等角度查找。因此行为方面的风险源包括网民的网络信息辨别能力有待提升、个别网络媒体和意见领袖舆情引导失范、非理性言论和造谣言论滋生蔓延、西方渗透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弱化、网络舆情“泛娱乐化”对主流政治话语的冲击、网络舆情“泛政治化”对政治性议题的扩大、网络“仇腐”对个别违法违纪现象的放大、网络炫富对贫富差距矛盾的激化等，共8个。
动员方面的风险源特指破坏性网络政治动员中，动员主体、条件、效果等方面的风险源。因此包括动员主体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动员对象的易感染性和易聚众性、动员工具的便捷性和低成本性、动员策略的多选择性和易调整性、动员效果的易扩大性等，共5个。
控制方面的风险源特指网络社会治理中，治理主体、条件、效果等方面的风险源。因此包括治理主体的网络执政能力有待提升、法定治理标准的匮乏、治理环节完备性要求的提高、治理策略有效性和灵活性要求的提高、治理中“制动时间”变短、治理失误“火上浇油”等，共6个。
深入认识和把握网络社会政治风险的风险源，首先要探讨风险源的特征，即客观存在性、动态演变性、相互依附性、不易消除性和单独可控性等；其次，要对风险源作用进行分类，即按照作用来源、作用时长、作用效果等标准分类；最后，要在前两步的基础上解析风险源的作用机理。一个风险演化过程可以追溯到多个风险源，这些风险源基于一定的逻辑联系发生互动，互动过程包括风险源数量多少的变化和作用大小的变化。风险源数量变化和作用力变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风险源作用力变化还可与风险演化的各个阶段耦合，因为风险演化的不同阶段也即风险源作用的不同节点。总的来说，风险源作用机制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机制，涉及风险源作用力、作用节点和作用范围等三个层面的结合。
以习近平网络安全观确立的新“风险观”为治理理念，从源头着手治理网络社会政治风险。风险及其风险源首先具有一定限度的“自我治理”功能。此外可以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治理策略：基于风险源构成，在环境方面，要保障基础设施安全；主体方面，要严厉打击三股势力；心理方面，要理解把握网民诉求；行为方面，要培育公众网络素养；动员方面，要监测研判舆情信息；控制方面，要提升网络执政能力。基于风险源作用机理的治理策略，则是避免风险源叠加，阻断风险源相互作用，减小风险源的作用力等，在风险形成期通过风险源治理“防患于未然”，在风险的后续演化过程中通过风险源治理防止风险持续和扩大，促使风险消解。
研究基于网络社会政治风险的基础理论框架，通过实证调查与量化分析，建立了网络社会政治风险的风险源指标体系。通过定性研究，逐一剖析了37个风险源，阐释了风险源作用机理和风险源治理策略。对于认识和把握网络社会政治风险及其风险源，维护我国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