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我国史学界流派纷呈,百家争鸣,刘掞藜作为以柳诒徵为代表的南高史地学派一员,传承了南高史学精神,利用丰富的古代文献和出土材料,并吸取西方史学的长处,在中国古代史、中国民族史、世界史、史学理论等方面取得了不少独具特色的成就。本文除了介绍和评析刘掞藜的史学论著,还与同时期的其他相关论著作比较,以见其贡献。刘掞藜在断代史研究方面成果突出,撰有《中国上古史略》、《中国通史三：隋唐五代史要》、《宋元明清初史》等专著。就研究范围而言,除政治军事外,还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大大扩展了史学研究的对象。它们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同类著述,而且在内容上也颇多创获。他在与顾颉刚的古史论辩中展示了深厚的旧学根底和理性精神,并始终贯穿于其后的古史研究中。在隋唐五代史研究中,颇多独具只眼之论,如指出隋文帝时施行的募丁转漕与置仓迁运制度有利于休养生息且影响深远,为唐、宋所沿用。他对中国古代民族史也有精深的研究,撰有《中国民族史》等论著。根据我国历史的特点,他虽以汉族为主线介绍周边民族的发展,但充分尊重其他民族,并专章论述曾经统一全国的蒙古族。除了厘清各民族形成、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更着力于民族之间交往与融合的研究,具有一定高度。他史学研究的显著特点是慎择史料,论证严密；此外还多用人物对话,增添了一份活泼。刘掞藜对史学理论研究也有贡献。他结合西方史学介绍中国传统史法,虽不如柳诒徵《国史要义》有文化高度,也不像何炳松那样以译介西方史学为出发点,但具有利用西方先进理论优化传统史学的特点。由于刘掞藜学术生命较短,存世著作稀见,因此影响有限,研究者甚少。本文力求通过对以上各部分的研究,较全面地反映其史学研究的内容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