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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长春市小学生父母和教师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阳性筛查率的差异,了解父母对ADHD的认知度和信息来源渠道,调查ADHD儿童的诊疗现状。分析可能影响父母对ADHD的认知度、ADHD儿童就诊率和治疗率的相关因素,进一步分析影响父母认知度的因素对ADHD阳性筛查率的影响。研究方法:该项研究于2020年9月至2021年1月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进行。该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长春市的所有小学中选择了4所小学、24个班级、1118名小学生的家长和24名班主任进行调查。数据的收集则是通过结构化的自填式问卷进行的。本次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ADHD症状筛查问卷、父母对ADHD的认知、ADHD的信息来源渠道以及ADHD的诊疗现状。根据父母对ADHD认知问卷得分的高低将参与调研的家长分为认知良好组和认知较差组,采用卡方检验比较家长和教师对ADHD症状的阳性筛查率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社会人口学资料、ADHD信息来源与家长对ADHD认知程度的相关性;描述性分析ADHD的诊疗现状,根据家长的治疗态度将出现ADHD相关症状的儿童分为就诊组和未就诊组,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组的社会人口学资料差异,分析影响家长就诊的因素。研究结果:在1118名小学生中,家长筛查出30例阳性（2.7%）,教师筛查出60例阳性（5.4%）,家长筛查阳性率明显低于教师组（χ~2=10.65,P＜0.05）;在多动-冲动维度方面,教师评定的总分、各项目平均分和阳性项目数均显著高于家长（P＜0.05）。与儿童的关系（母亲,OR=1.552,95%CI 1.104～2.180）、父母的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OR=1.526,95%CI 1.054～2.210）、儿童的性别（女孩,OR=1.442,95%CI1.093～1.904）、年龄（OR=1.344,95%CI1.030～1.754）、儿童的年级（2年级,OR=0.522,95%CI 0.310～0.878,3年级,OR=0.388,95%CI 0.185～0.782）、ADHD的信息来源（医务人员,OR=1.494,95%CI为1.108～2.015,家人/亲戚/朋友,OR=1.547,95%CI为1.148～2.083,电视/互联网,OR=3.200,95%CI为2.270～4.510）是影响父母对ADHD认知程度的相关影响因素;对ADHD认知程度高的家长组对ADHD的筛查阳性率高于ADHD认知程度低的家长组,但两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本次调研中,最终有效完成ADHD诊疗情况调查问卷的家长为933人;而在这些家长中,大部分家长（57%）表示当儿童出现ADHD的相关症状时,选择求助于医师（医疗机构）;仅有143家长表示带儿童去医院就诊过,而在这143名家长中,有60（42%）名家长选择带孩子就诊于综合医院;有122（88%）名家长表示他们的孩子在过去的12个月未接受任何治疗,只有17（12%）名家长表示他们的孩子在过去的12个月接受过相关治疗,有136（95%）名家长表示他们的孩子目前未接受任何治疗,只有7名家长表示他们的孩子目前正在接受ADHD治疗。带儿童去医院就诊的家长与未带儿童去医院就诊的家长比较,两组在文化程度方面有显著差异（P＜0.05）。研究结论:长春市小学生家长和教师对ADHD症状的识别存在差异,教师ADHD的筛查阳性率明显高于家长;教师对多动和冲动症状的评分和认知程度较高。与儿童的关系、父母的文化程度、儿童的性别、年龄和年级、ADHD的信息来源是影响父母对ADHD认知程度的相关因素。长春市ADHD儿童的就诊率及治疗率普遍较低,父母的文化程度与就诊情况显著相关。应加大力度通过电视、互联网和医务人员传播ADHD知识,应鼓励男性家长（父亲）、本科以下家长和小学二、三年级学生家长积极参与,以期提高ADHD症状的早期识别率,使ADHD儿童得到及时的诊断及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