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经济活动的日益繁荣,涉外担保在涉外金融、贸易和投资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在涉外担保方面的立法尚不是十分的完善,关于涉外担保的规定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中。现行生效的法律、法规以及行政规章中,仅对对外担保、外债进行了明确定义,而对于涉外担保尚无明文规定,因此在具体实践工作中,涉外担保的判断主要依赖于有关对外担保、外债的规定,而忽视了对外担保、外债仅属于涉外担保的一个范畴,单纯以对外担保、外债来界定涉外担保存在局限性,不利于保护涉外担保法律关系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处理国际担保纠纷中,识别问题是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在司法实践中,在涉外抵押担保时存在物权与债权(合同)竞合的情况下,究竟应识别为物权,进而适用物之所在地法,还是识别为合同,进而适用合同准据法,已成为涉外担保主要识别问题之一。除此以外,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司法实践中分别根据“文字解释法”和“目的解释法”来识别安慰函的性质,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识别安慰函的性质也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国际担保涉及到各国的外债和外汇管理制度,与一个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密切相关,因此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采取法律规避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对依据法律适用规则所指引的准据法的适用进行适当的限制。我国在审理对外担保纠纷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滥用法律规避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现象。在对外担保审判实践中,决定是否运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关键并不在于考察当事人是否违反了强行法的规定,而在于在具体案件的审判工作中结合具体案情去衡量适用境外法的结果是否有可能严重地扰乱我国金融管理秩序。对于仅仅违反对外担保登记制度的情况不宜以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排除境外法的适用,对于违反对外担保审批制度的情况,也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加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