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伴随着西学新知的大量涌入,有关域外亡国的讯息开始进入晚清人的视野,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活跃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兴起令晚清的知识精英意识到这一讯息背后暗含的有关中国命运的危险提示。作为对此的回应,1900年前后,域外亡国题材的史著和政论已经在内忧外患的中国被大量书写和出版,并很自然的成为随后而来的“新小说”取材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有关域外亡国的历史叙述受到中国传统小说种种文体特征、叙事程式和题材类型的归化与挑战,在最极端的例子中,基本脱离了历史元叙述的束缚,形成了根植于本土的叙事形态和想象空间。此种个人化的技法当然有康有为等人的政治性史传在前,但其中的政治意涵却难以在通俗性的小说中保持稳定,就像我们在晚清的波兰亡国书写中看到的那样,最终呈现于叙事空间中的主要还是普通读者的理解水平和趣味。正因为此,不难理解几乎沦丧殆尽的亚洲在晚清小说中的形象具有明显工具化和他者化的倾向,尤其当中国与这些现实中的衰亡之国在《新纪元》的未来世界中团结于黄种的大旗之下时,我们既可看到对于新生殖民话语权力的借用,亦可察觉复归古老世界中心的渴望,其中种种话语资源并不一定对历史的现实走向产生效力,但在通俗话语层面的影响力却可能至今犹存,其生发的多重面向,既展示了通俗性话语空间本身的混杂特质,亦为我们理解强力政治话语在这一空间中的传播形变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