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有了跨越式的发展,至今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也是最大的投资对象国。教育方面的交流也进展迅速,1992年韩国在华的留学生仅232人,2013年增至63,488人,中国已成为一个最有吸引力的留学目的地。通过留学教育,培养了专门人才,加深了相互理解,这对两国的贸易和经济都起了促进作用,而经贸关系的发展又反过来增大了对留学人才的需求。特别是最近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签署,必将使两国的经贸关系跨上一个新的台阶,从而留学生教育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研究本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货物(Goods)贸易陷入迟滞,而服务(Services)贸易变得更加重要。其中留学教育贸易增长尤为明显。据联合国统计,危机前的2006年全球留学生为250万人,2010年猛增至450万人,而教育服务的输出额在危机爆发的2008年居然高达412亿美元。目前,对服务贸易的研究(例如金融服务)正不断深入,但对教育服务贸易的研究却不多见,对中韩两国教育服务贸易的研究就更是少见,至于研究两国留学生教育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更是少而又少,甚至可说是半空白的状态。本文作者来华留学前,在韩从事汉语教学多年,深感这方面的研究能加强两国教育方面的交流和合作,从而也有助于两国政治、经济等全方位的平等合作和互利共赢,促进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故愿努力尝试研究,并从韩国的视角进行分析。教育与一国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有密切关系,但教育服务贸易是经济活动,故研究时应借鉴和依据相关的经济理论:优势理论阐明利用他国的优势教育资源,可以节省本国的投入,提高本国的教育水平和效率。内生增长和人力资源理论阐明教育投入和优质人才队伍是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内在要素。由Solow等人阐发的经济增长模型,在分析教育服务与经济增长时可供借鉴。这些内容都见于第2章,构成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教育服务贸易须先知道什么是服务和服务贸易,并了解其本质和特征。故在第3章开宗明义。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教育服务贸易也日趋国际化,这就要求其市场更加开放,实现贸易自由化,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正是适应这一要求而产生的。GATS所适用的教育服务贸易是指以市场竞争为基础,具有商业化性质的教育领域内所发生的劳务进出口,政府机构所提供的教育服务(如中小学义务教育、官员培训等),与市场竞争、商业盈利无关,因此不在GATS界定的范围之内。GATS明确了教育服务贸易的四种提供方式:(1)跨境交付(Cross-Border Supply),如通过网络进行国际远程教育。(2)境外消费(consump-tion Abroad)主要指出国留学。(3)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主要指海外办学。(4)自然人移动(Presence of Natural Persons),主要指教师、专家、学者等出入境从事教育活动。以上4种方式以(2)(出国留学)的市场规模为最大,故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但从发展潜力看,则以(1)(国际网络教育)为最大,必须重视。GATS又对其成员开放教育服务市场的承诺提出了7项原则,包括限制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原则、限制垄断原则、限制政府补贴原则、无差别许可原则等,各成员方可在这些原则下作出开放承诺,目前已有40多个成员方作出了承诺,大多数是承诺开放高等教育服务市场,也就是本文研究的对象,即高校留学教育服务。本文接着介绍了发达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和一个发展中国家(印度)的开放承诺及其4种提供方式的情况。因为美澳现代化教育体系建立较早,其教育资源丰富,竞争优势明显,值得借鉴。至于印度,其高等教育并不胜于中韩,但印度善于利用欧美的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开放承诺,加快培养所需的专门人才,带动经济增长,其信息软件产业的发展和科技队伍的建设便是实例,故也值得借鉴。在前三章内容的基础上,第4章展开对中韩留学生教育的研究,重点在韩国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及其问题。目前韩国留学生在中国接纳的外国留学生总人数中已跃居首位,约占1/5,远高于居第2、3位的美国和日本留学生的人数。可见其增长之快和规模之大,而且韩国国内对来华留学教育的质量也多有好评。但是巨大的进步和成绩,不等于没有问题。本文作者通过问卷调查(问卷设计见本文附录),归纳出若干具体问题,限于条件和时间,这次调查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欠完善,概括起来简言之有两大方面:一是经济方面。与韩国相比,在华的留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机会和来源显得较少,而近年来中国的价格水平,与90年代相比有所上涨,而且留学生在华打工的机会较少,韩国留学生又以自费生占大多数,故韩国家庭的经济负担不断增大。二是交流和沟通方面。中国的大学对留学生提供信息和加深他们接触中国社会,虽然进行了努力和改进,但依旧存在不足。因为很多韩国留学生希望毕业后,到在华的韩资或外资企业谋职,而信息和沟通不足,影响了他们更深地认识和融入中国社会,也影响他们在中国的就业机会。在分析了留学教育中的具体问题后,第5章进而分析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根据实际情况和统计数据,先全面地阐述中韩两国高等教育服务的进出口的类型结构、学科层次、地区和国别分布以及发展趋势,再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从宏观或微观层面来看,只要善于对外开展教育服务贸易,定能对一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2008年爆发世界金融危机,韩国的GDP陷于滞降,但中韩两国贸易水平仍维持不减,还略有增长,而两国的教育服务贸易更是增势迅猛。韩国在华留学支出费用总额从2008年的28亿元(人民币),增至2012和2013年的33亿和32亿元;中国在韩留学费用支出总额上,从危机前2007年的29亿元(人民币),增至2010和2011年的55亿和51亿元。虽然金额不大,在中韩贸易总额中显得微不足道,但其增长势头很猛,而且这是直接支出,还应考虑到它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经济联动效应)。可见中韩两国开展教育服务贸易,即使在世界经济不景气时,也为两国的经济注入了正能量。第5章还通过韩国济州岛拟建汉语教育城的案例,阐释开展教育服务贸易所引发的大学投资的经济效应(效益),并介绍测算的计量模型。第5章论证了教育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经济的变动也会对教育服务贸易发生影响,随着经济的增长,对留学人才的需求也会增加。故第6章从需求函数展开分析,论证了收入(GDP)、汇率、进出口贸易额、国家政策(如教育经费、奖学金)、大学的吸引力(如大学的水平、声誉、R&D)等对留学生规模的影响,从韩国政府科技部、关税厅、输出入银行以及中国的教育部等机构公布的统计资料中,筛选出一系列数据指标,设定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留学生规模与GDP、汇率、贸易额、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重等呈正相关,支持关于上述变量关系的假设。在结论部分,对本文的主要观点和研究结果进行了简略的归纳:发展教育服务贸易是与经济全球化、教育服务国际化的历史潮流相适应的,遵循GATS(WTO)的国际规范,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开放教育服务市场,有利于经济增长,这已得到中韩两国实践的验证。同时这也验证了优势理论、内生增长和人力资源等理论所阐明的原则和规律,这也就为教育服务领域内的开放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关于效益问题,教育服务贸易的金额在一国全部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一般都很小,但不仅要看其直接的经济效益,还要看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经济联动效应。经济效益固然重要,在政治和文化方面,教育服务贸易对两国之间消除隔阂,加深理解,促进相互尊重和信任,能发挥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这在中韩两国的关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GATS关于教育服务贸易的4种提供方式中,以留学生境外消费的市场规模为最大,故成为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但跨境交付这一方式的潜力最大,故中韩两国政府应予重视和扶植。最近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签署,必将使两国的经贸关系上升到新的台阶,教育服务贸易虽然只占很小的部分,也必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今后两国的教育服务贸易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机遇,两国政府和教育界应抓住机遇,充分利用。但在扩大开放承诺和深化合作的过程中,也必将遇到例如远程网络教育,独资或合资办学等以及其他各类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敏感问题,这是挑战,两国政府和学术界应加以重视,并及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