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革命小说的研究一直以来都处于尴尬的位置中，一般有三种方式来观照它，一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强化它的过渡意义和价值；二是从“革命与恋爱”主题的辨析入手，探讨作家写作的内心经验以及此中反应出的时代症结；三是把它归于左翼小说研究的内容。凡此种种都是关注小说的史料价值，而对它艺术形式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本文旨在利用后经典叙事理论，把革命小说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对小说形式进行分析，考查叙述者在“革命高于一切”的历史语境下，为完成革命的书写所采用的叙述策略，重点从叙述视角、叙述动力、阅读伦理三个角度辨析文本、叙事进程和读者三者间的动态关系，揭示叙述策略的运用对修辞效果的影响。本文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不仅包括普罗作家的小说创作，还包括一些非普罗作家创作的革命小说，旨在对二十年代的革命小说的叙事策略有一个更完整的观照。　　 论文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为引言，简述了革命小说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揭示历史语境对革命小说创作提出的历史使命。简介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二十年代革命小说的研究现状，以及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　　 第二章探讨了革命小说叙述视角运用与叙述的可靠性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修辞目的的影响。文章区分了革命小说的视角类型，文章以《我们的世界》、《少年漂泊者》、《阿罗的故事》等小说为例，分析了叙述视角与叙述的可靠性、叙述视角与修辞之间的几种不同的存在状况。　　 第三章利用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家法国布雷蒙的叙事逻辑理论和美国修辞性叙事学理论家詹姆斯·费伦的理论，从叙述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两方面分析。研究了叙事动力与叙事进程、修辞效果之间的关系，具体分析了《黑旋风》、《到莫斯科去》、《冲出云围的月亮》、《咆哮的土地》、《韦护》、《炸弹与征鸟》等。　　 第四章是“阅读伦理与文本的互动”。文章从小说人物伦理处境、叙述者伦理处境、隐含作者伦理指向考查对读者阅读伦理的产生所可能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揭示革命书写效果的实现程度。文章以《激怒》、《咆哮的土地》为例，分析叙述者的叙述对读者阅读伦理产生的不同影响，以及叙述本身的伦理意义。发现小说人物的伦理处境、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伦理取向的协同合作易于引起读者阅读的伦理认同的愉悦感，叙述本身就是一种伦理行为。叙述者若不能化解人物的尴尬处境，就会产生读者的伦理焦虑，叙述本身变成一种残酷的非伦理行为，读者的伦理反应具有强大的生产意义，对小说的意义构成解构，修辞行为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