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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佛教宗风不振,受到各方指摘,处境岌岌可危;于此同时,居士参与佛教复兴的热情不断高涨,佛教僧侣鉴于庙产兴学的压力也开始进行以僧教育为核心的改革。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近代佛教唯有进行改革,建设成为适应现实社会的新佛教,才能不断扩展生存空间。武昌佛学院的创办就是太虚大师基于各宗平等与人生佛教的新理念复兴近代佛教的一次尝试。本文第一章主要论述了近代佛教复兴的两大社会背景,即居士佛学的勃兴和庙产兴学的推动。第二章主要阐述了武昌佛学院创办前大师在江浙一带的复兴佛教的探索以及近代武汉的佛教状况。大师试图一方面通过依靠禅林来培养新型僧才,为佛教树新模;另一方面,通过依托居士来培养符合人生佛教理念的僧侣与居士,为佛教拓展生存空间,可结果是大师在江浙一带的佛教教育改革屡屡碰壁。与此同时,武汉的居士与僧侣佛教迅速发展且与大师关系日益密切。第三章主要述说了随着武汉弘法事业的日见发展以及武汉居士与僧侣愈益支持大师佛教革新,大师将佛教改革的中心转向了武汉,不再依靠寺院,而是转向与居士合作,通过让渡部分权力,创办了对后世、对大师、对武汉的居士影响深远的武昌佛学院,后由于武汉信众的日见离心,加之武汉密宗的忽焉而兴以及大师佛教复兴路数的改变,大师对武昌佛学院的热情不断下降,遂使武昌佛学院逐渐丧失了近代佛教复兴的领导地位。第四章主要论述了武昌佛学院所产生的影响。大师诸多佛教新理念在这里开始开枝散叶愈益枝繁叶茂。武汉居士近代佛教复兴参与者的地位愈益巩固。近现代佛教发展的新理念以及新形态不断成形。总之,为了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环境中实现佛教的复兴,太虚大师与武汉的居士创办了武昌佛学院。双方创办武昌佛学院的直接目的并不完全相同,大师希望的是在复兴的过程中,维持僧侣在佛教中的中心地位,而居士则不然,他们不再愿意只是作为佛教发展的旁观者和追随者,而是要成为参与者甚至是领导者,这一内部理路的缺陷,使双方的冲突日益凸显,最终导致武昌佛学院的创办以及发展无力实现近代佛教的复兴,而只能是不断促进近现代佛教新形态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