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作证豁免权,在学界还有另外一个称谓即亲属拒证权,具有广义的人权属性,且因其具有独特的价值内涵在我国古代以及当今世界各国都具有着茂盛的生命力。我国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确立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以作为证人强制到庭的例外情形,学界简而言之为亲属拒绝作证权利的“出庭豁免”模式。“出庭豁免”模式在新《刑事诉讼法》的确立标志着亲情伦理普世价值的回归,是立足于权利本位的价值选择,是民间话语长期呼唤与官方现行法律思维、部门利益博弈后形成的一项“打折性”权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亲属证人“出庭豁免”模式在适用过程中却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突出表现在路径与目的、亲属证人权利与被告人权利、形式与实质的三大矛盾,而且运行中存在法律适用阶段不完整、适用主体范围过窄、是否具有例外情形不明确、保障和救济措施缺乏等问题。受困于经济成本和权力运行之间的博弈,同时长期的“国家主义”理念和传统的“结果主义”思维方式阻碍了亲属作证豁免权的全面确立,“出庭豁免”的打折式立法,成为了保障人伦亲情自然天性的拦路虎。凡此,要在体现权利本位和循序渐进原则下,对我国的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予以完善,明确适用的主体和案件范围,建立实现上述权利的程序路径以及权利救济渠道,逐步全面完善我国的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体系,为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规定,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