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是互联网背景下“中立帮助行为”领域的新课题。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的中立技术服务在便利工作、生活的同时,也逐渐成为网络犯罪链条的关键环节。由于网络中立帮助行为通常是互联网中常见的技术服务行为,有独立的社会价值,因而国外对其处罚持谨慎的限制态度。而我国则通过“成立帮助犯、扩张解释分则罪名、帮助行为正犯化”三种模式积极寻找入罪路径,其结果是扩张了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范围。在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依赖于相对稳定、自由的空间。如果忽视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中立特性,不加区分的以帮助犯甚至正犯处罚,将过度限制公民自由,阻碍科技创新进程。因而,探索出具体明确的可罚性认定标准,合理限缩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范围,实现社会发展与法益保护的平衡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也是十分必要的。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理论的现有研究一般都是根植于传统中立帮助行为理论。传统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理论存在全面处罚说与限制处罚说的对立,全面处罚说将中立帮助行为与帮助犯不做区分,处罚范围过大因而受到了广泛的批判。限制处罚说内部依限制路径的不同又可区分为主观说、客观说与折中说。主观说以主观上有无帮助实施犯罪的故意判断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该学说过于强调行为人的“知”与“欲”,有主观归罪的缺点。客观说通过否定中立帮助行为该当帮助犯的不法构成要件,以实现对其处罚范围的控制。但客观说对行为性质的认定标准缺乏明确性,过于粗糙以致在实践中较难操作,且客观说忽略考察主观方面的做法也不利于刑法人权保障机能的发挥。折中说结合主客观两方面判断可罚性的立场值得肯定,但因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在互联网背景下演化出了一些不同于传统中立帮助行为的新特征,所以应对折中说进行改进使其可罚性的判断标准更有针对性。以折中说理论为基础,综合考察主客观两方面构建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判断标准。在主观认定方面,网络服务提供者只有在明确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帮助了危害结果发生时才具有可罚性;网络服务提供者只认识到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时应基于信赖原则排除处罚。在客观认定方面,借助“危险中心”理论进行全面性考察,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务在经营过程中是否已异化为便利用户实施大量违法犯罪活动的工具。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只有同时符合主客观两方面的认定标准才具有可罚性,从而实现对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处罚范围的合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