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天主教第三次传入我国,与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温教的昙花一现不同,这次天主教得以在中国社会立足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被看做天主教的正式传入。明清之际的天主教在皇帝的优容及耶稣会士的“适应”传教策略之下得以迅速发展,康熙初年时,除云贵两省外我国其它地区都已传入了天主教。明清之际的山西特别是绛州,成为当时天主教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明末时山西有大小一百多座教堂,出现了韩霖、段衮等全国知名的天主教徒,绛州还出现了天主教中国传教史上亦属罕见的以官方文告劝民入教一事。天主教徒韩霖甚至利用绛州知州命其宣讲乡约的机会,在平阳地区刊行半官方性质的宣扬天主教义理的《铎书》。绛州一地也由于大量刊刻传教士所译著的书籍,成为明末清初山西文化中心之一。曾旅欧的山西籍耶稣会士樊守义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旅欧游记《身见录》。传教士带来的新宗教哲学天主教义理传入山西后,给山西的传统道德,民间信仰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而在传播天主教教义的同时传教士们也给山西带来了西方文艺复兴后的先进科技,中西方文明在古老的三晋大地上不可避免的发生了碰撞、交流、融合。本文拟从明末天主教传入山西的概况着手,探讨来山西的耶稣会士们所采用的传教手段,山西教民入教原因,以及天主教的传入给山西社会所带来的影响等几个方面的问题,试图探明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山西传播的历史过程,及其与山西社会频繁互动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