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处于快速的转型之中,农村社会和农业也不例外。本文正是在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考察近年来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在农村的具体实践过程及其影响。本文在人文主义方法论指导下,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呈现皖南平镇税费取消后的农业变迁过程。自2007到2014年期间,平镇的农业由小农经历了资本主义农场的发展,现在变成以家庭农场为主导的经营模式,换言之,平镇农业经营主体由之前8700户的小农变成了如今5个农业公司和近上百个家庭农场主的格局。笔者通过深入的实地调研发现,平镇自2007年开始在一系列的农业现代化项目的支持下,进行农田基础设施改造,引资下乡、实施土地大规模流转,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研究发现,位于工业大县中的农业大镇,即平镇恰恰是由于税费取消后基于自身的财政压力,借助国家新时期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争取了各种涉农项目,来改造当地打工经济背景下的“老弱化”的“留守农业”。首先,借助于国家建设现代农业的各类项目投资,平镇对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即道路、水系、田块进行了整体的有利于大规模经营、机械化操作的现代化改造,完全替换了小农生产的田间水利系统。其次,政府通过优惠政策和大户补贴,引导资本下乡,对农民的土地进行集中的大规模流转,培育具有企业化特征的“种粮大户”,目标是以公司、企业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经营模式来替换当地的“留守农业”。然而,这些公司、企业农场均未能规避资本投资农业的天然障碍,以及平镇小农抵抗带来的社会环境的阻碍,最终纷纷退出农业生产或者转变发展方式。面对数千亩的公司农场普遍亏损、失败,小农的不断抗争,政府开始调整农田改造标准和土地流转制度规则,鼓励家庭农场的发展。平镇小农——资本主义大农场——家庭农场的农业转型过程表现了去小农化的本质性特征：一是,“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经营模式已经剥离了小农经济的特征,农业经营体系整体从乡土社会脱嵌,服从于高度商品化的市场体系；二是,新型的家庭农场虽保有家庭的外壳,但农场的商品化再生产已经完全不同于小农经济的组织逻辑。研究发现,小农、资本主义农场、家庭农场的发展历程很难简单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大生产”优于“小生产”的理论进行解释。恰恰相反,这些作为“先进”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式的公司化农场并不具有“先进性”,其市场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国家的干预和支持,它们必须依靠国家补贴和政府项目才能维持生存。另外,高度商品化的家庭农场既不是对资本主义农业的替代,也不是小农经营的胜利。恰恰相反,随着农场再生产要素的全面商品化,整个生产体系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深深融入到市场交换中,家庭农场的生产与再生产关系高度嵌入到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体系中,面临新的市场困境。最后,从农场的利润分配来看,农业发展的利益并非为广大农民所享。恰恰相反,农业生产环节的利润逐渐被工商资本通过市场交换、流通以及加工过程来挤压农民的利益空间,原来保存在农民手中生产环节的农业利润逐步外流。独立的家庭农场仍然未能在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的笼罩下独立发展,而在市场当中与资本形成新的分工与支配关系,与资本形成新的市场依附关系。总之,打工经济背景下的人口流动,农业现代化项目下的政府干预推动了平镇全面的农业转型,具体来说,无论是农业生产,抑或政府的农业治理都表现了高度一致的去小农化。在去小农化的发展过程中,容纳几万人生计和就业的农业部门在政府的干预下,变成了少数人,即近百个农场主赚钱的“生意”；数万农民所共享的农村公共资源通过政府的一系列制度和措施进行再分配给少数精英群体,这就是平镇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本质。在这场政府干预的农业现代化浪潮中,大多数的农民并不是农业现代化的受益者,相反,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紧张,生活货币化压力更大。“发展”的成果仅仅为少数人所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