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浙江省丽水市为观察对象,考察发达省份欠发达地区政府主导的乡村社区发展,揭示政府干预乡村社区发展的必要性、主要途径、及其限度。本文论证社区是讨论人类社会生活组织形式变迁、社会成员归属形式变化的重要概念；每当社会面临危机,社区往往成为加强社会团结、对付困难的希望所在。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许多国家和社会都希望借助社区发展,重新塑造聚居共同体生活,增加社会团结的基础；发达国家和地区则重新重视干预、支援在市场化进程中趋向衰退的乡村社区,以便形成更加合理、公平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系。中国更需要从人口、产业、文化和社会治理四个方面充分考虑乡村社区存在、发展约意义。首先,中国是个农业人口大国,大量人口将长期生活在农村,乡村社区仍将是组织乡村人口的共同体方式。其次,多数乡村社区与农业互相支持,对于保证食品供应及国家粮食安全有直接贡献。再次,乡村社区在自然环境、居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代表着与城市社区不同的文化价值,扶持和发展乡村社区经常意味着保存文化多样性。最后,乡村人口在居住模式上有分散化和小聚居的特征,乡村社会治理仍然需要依托乡村社区。然而,改革以来,中国乡村社区、尤其是欠发达区域的乡村社区,在传统产业、劳动力与资本拥有各方面都不具备市场优势。农业弱质、农民弱势、以及资本对于土地和劳动力的强烈索取等等,总体上会使乡村社区面临着衰退、衰败。无论基于经济优化还是社会责任,政府都需要积极干预、支持乡村的经济发畏和社区建设。这种干预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应该是大幅度提升乡村社区的基础条件提高乡村社区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事业的水平、进而激发乡村社区的经济活力.提升乡村社区发展能力、其前景则是在经济关系与社会结构上实现城乡社区羲鬻接。实际上.地方政府在对乡村社区的经济支持和服务供给的过程中.也夹有言身的“理性计算”与“利益索取”,导致在实施有些政策时将成本隐蔽地转移绘当地居民,从而呈现欠发达地区政府主导的乡村社区发展面临的两个悖论：“市场的激励与侵蚀”、“国家的支持与索取”。因此,本文提出,欠发达地区政府在积极干预乡村社区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干预的向度、内容与限度。就干预的向度而言,地方政府有责任挽救市场化逐渐导入乡村后而趋向衰落的乡村社区；就干预的内容而言,地方政府需要加强对乡村社区居民的经济支持与服务供给；就干预的限度而言,地方政府需要既防止对市场力量的压制,又防止它对乡村社会的过度侵蚀,还要防止自己成为索取乡村资源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