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中的劳工权利保障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经济全球化推动了贸易自由化,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经济全球化需要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而资本和技术流动的无国界性和劳动力流动的有国界性,使得劳动力在与资本的竞争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国际竞争造成了发达国家失业上升,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条件恶化。国际劳工标准没有得到遵守,劳工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面对新的挑战,具有“经济联合国”之称的WTO无动于衷,而国际劳工组织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双双受到强烈的批评。国际社会在提及劳工权利时,往往将其与劳工标准相提并论。与劳工权利一样,劳工标准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1998年国际劳工组织宣言最终将自由结社与集体谈判权、取消强迫劳动、机会与待遇平等、取消童工等四项核心劳工标准从所有劳工标准中分离出来,并视之为基本人权。劳工权利保障问题由来已久,但严格意义的劳工权利保障立法出现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劳工权利的法律保护先后经历了国内劳工立法、国内劳工立法到国际规制,贸易立法中的劳工权利、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权利若干历史发展阶段。受国内政治压力的影响,美国和欧盟提出在GATT/WTO论坛上就加入劳工标准进行讨论。发展中国家却担心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而坚决加以反对。总体来看,发达国家支持贸易与劳工标准挂钩,发展中国家反对贸易与劳工标准挂钩。支持者认为,劳工标准关乎劳工的人权,而核心劳工标准则涉及到劳工的基本人权。劳工权利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权利,它们源于人的道德、理性和尊严。如果任凭发展中国家降低劳工标准于不顾,将造成社会倾销,造成工作机会从高工资、高标准的发达国家流向低工资、低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反对者认为,贸易与劳工标准挂钩是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企图压制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中国的反对者认为将贸易与劳工标准挂钩,是为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其人权理念和价值标准制造借口,目的在于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干预。在GATT/WTO贸易论坛上讨论劳工权利的建议搁浅以后,美国和欧盟仍然没有放弃通过贸易推行劳工标准的努力。一方面,它们继续利用国内立法、普惠制等强迫性或者激励性单边贸易措施迫使或者诱使其贸易伙伴接受国际劳工标准,从而造成了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可能冲突和对立。另一方面,美国和欧盟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法,使用双边/区域贸易协定的形式,在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也推行国际劳工标准。美国和欧盟对双边/区域自由贸易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它们在WTO论坛讨论劳工权利的意愿。由于双边/区域贸易协定采取内外有别的贸易安排,美国和欧盟主导下的此类贸易协定的迅速增加,必将影响到中国的全球贸易利益。GATT/WTO贸易协定中有若干个条款可以与劳工权利联系起来。实际上,除了GATT第20条所列举的若干例外事项与劳工权利有较大关联外,其他条款很模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正是由于这些条款的模糊性,极有可能被美国和欧盟等所利用,作为其对它们认为不遵守劳工标准的国家采取贸易制裁的依据。为了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有必要对有关条款进行修改,进一步明确内容;同时,需要改革现有劳工权利的国际执行机制,通过将劳工权利纳入WTO贸易政策审核机制和建立WTO/ILO贸易争端联合解决机制,来推行劳工权利的执行。为了防止这些措施被滥用,应严格限定这些措施只适用于与贸易有关的四项基本劳工权利。为了迎接新的挑战,我们应当解放思想,在WTO论坛上积极应对关于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的谈判,正确行使国际话语权。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国内立法与国际标准之间还有较大的差距,应加速对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尤其是基本劳工权利公约的批准,改革国内立法使之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