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社会公德教育是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公德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社会成员公德素质的高低,同时也反映出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当前我国社会公德教育整体水平还不高,主要存在着在教育价值导向上急功近利,在教育内容上重政治意识形态化轻日常生活化,在教育方法上重课堂灌输轻实践养成教育等明显偏误。社会公德教育的偏误,导致社会公德教育效果欠佳,社会成员公德素养不足、公德意识淡薄,社会整体公德水平急剧滑坡。为此,创新社会公德教育,提高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公德素养,首先需要创新社会公德教育内容,创新社会公德教育方法,完善社会公德教育体系。在这方面,先秦儒家礼乐文化蕴含的公德教育思想,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先秦儒家礼乐文化的“礼”包含“礼义”与“礼仪”的双层含义：“礼义”于内,彰显的是人的内在高尚道德情操；“礼仪”于外,则指向人的仪表、仪式、仪节等各种文明行为规范。总体来说,先秦儒家礼乐文化以道德情感为基础,以分(别)为精神实质,以仁义为思想内核,以恭敬礼让为内在要求,以中庸为实践标准,以和谐为价值目标,注重内外兼修、礼乐相合、知行合一,追求内圣外王,因而有着丰厚而深刻的社会公德意蕴。在道德资源层面,先秦儒家礼乐文化以仁义为思想内核,其大力提倡的孝悌、恭敬、谦让、以和为贵、礼尚往来、慎独自律、诚实守信等道德规范,代表着我国古代传统美德的精髓,其中包含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具有永恒而普遍的时代价值。即使在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时代发生历史性巨变的今天,这些丰富而宝贵的道德资源仍可以作为一种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精髓融入社会公德教育内容之中。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先秦儒家礼乐文化蕴含的道德教育思想受其特定阶级局限性和特定时代局限性限制,我们在汲取其营养成分的时候要注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尤其是对它的某些具体德目进行创造性转化,以使其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在教育内容层面,先秦儒家礼乐文化蕴含的道德教育思想强调内外兼修、内圣外王,突出礼乐并施,德情交融,注重礼法相合,德法兼治,这就启示我们,社会公德规范应具体而有可操作性,社会公德教育应努力做到既注重培养人内在的高尚道德,又重视人外在的行为礼仪规范教育；既着力塑造人的健全人格,又培养人的优雅行为；既有道德知识传授、道德理论教育,又有道德情感、道德意志教育；既突出现代道德教育,又结合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在教育方法层面,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全力调动受教育者的道德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是先秦儒家礼乐文化道德教育的核心理念。其具体做法包括角色行为教育法、实践教育法、典型示范法、因材施教法、舆论引导法等。实践证明,这些教育方法不仅取得了良好教育效果,而且在今天的社会公德教育实践中仍具有较高借鉴价值。在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弘扬先秦儒家礼乐文化,创新当代中国社会公德教育,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一要通过大力弘扬先秦儒家礼乐文化蕴含的传统美德、建构崭新的社会公德规范系统、突出现代礼仪文明教育,创新社会公德教育内容。二要创新社会公德教育方式方法：建构社会公德的实践生成模式,使社会公德教育由片面知识传授、抽象理论教育转向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建构社会公德的主动接纳模式,使社会公德教育由片面强制灌输教育转向以渗透教育为主,灌输教育与渗透教育相结合；建构社会公德的自我教育模式,使社会公德教育由单向说教转向对话沟通、批判反思。三是要通过抓好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公德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搭建完整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社会公德教育体系。此外,社会公德教育的成效除了与教育本身息息相关,还离不开良好的舆论引导和有力的法律监督。因而,弘扬先秦儒家礼乐文化,创新当代中国社会公德教育,还应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探索既避免道德法律“两张皮”又避免将道德泛法律化的科学的道德法律化之路。总之,先秦儒家礼乐文化有丰厚而深刻的社会公德意蕴,先秦儒家礼乐文化的道德教育思想为当代中国社会公德教育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和借鉴。既注重公德教育本身的创新,又充分重视舆论引导、法律监督,形成当代中国公德教育的合力,这是弘扬先秦儒家礼乐文化,创新社会公德教育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