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司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时,公司内部会产生潜在的代理问题。由于管理者不拥有代理财产的所有权,则会向自己倾斜企业资源,侵占委托人财产,损害股东利益,形成第一类代理问题。由于家族持股、国家持股和机构持股的广泛存在,上市公司往往会出现一股独大的控股股东,控股股东在对投资者的保护尚不充分的外部环境下利用信息不对称实行不公平的利益分配侵害中小股东权益,形成第二类代理问题。股利是公司利润的一部分。股票股利可以算作股东对企业的再投资,而现金股利可以直接增加股东收益,同时,公司分发现金股利可以减少管理层的在职消费、关联交易等掏空行为,阻止管理层和大股东侵占现金流,是解决第一、二类代理问题的有效手段,分发现金股利有助于投资者保护。由于研究时期背景不同,以往研究法治环境、股权集中对现金股利影响文章结论往往有出入,甚至相左。当下,股权分置改革基本结束,股东之间更公平地分享权益,大股东更加关注公司价值。本文基于此前提,在考虑股权集中与法治环境在解决代理问题过程中带来的收益与成本的基础上分析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因素,并运用股权分置改革后2006年至2016年各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数据借助Tobit模型和异质性随机前沿分析来考察提出的假设。由实证结果可知,法治水平与现金分红分配呈现U型关系,同时股权集中与现金分红呈现正向关系。借助随机前沿分析发现股权集中和法治水平与公司无效率水平均呈倒U型关系。可见,股权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公司代理问题。而在法律不是特别完备的时候,法治环境提升会增加控股股东逃避监管进行关联交易的成本,降低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在法治水平提高到相当水平后,违法行为惩罚的不确定性会抑制非法掏空行为,增加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此时法治水平的提升可以有效提升股东现金股利,进而有利于投资者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