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出现之初,无论是在刑法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践界,都有着对该要件定位和应用的巨大争议。这些理论争议对受贿罪的确定有直接影响。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新的贿赂行为,如“事后接受金钱”和“情感投资”等新型受贿的问题,不断影响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内容。由于这些新形式的贿赂不具有为他人谋利的典型特征,如果司法机关严格遵守贿赂犯罪的立法规定,可能无法将这些行为确定为贿赂犯罪,这是一种轻纵犯罪的行为。但是,如果要实施“重典治乱”的反腐败政策,就要在刑法中规范这种行为,这也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尽管《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发布,在第十三条进一步阐述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求,从司法实践中该要件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出发,该司法解释仅站在“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实用主义立场上。可以发现,尽管解释进一步的完善,但仍然无法有效的解决问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受贿罪的司法认定难题,已经贯彻我国的反腐政策,应从源头解决问题,那么改变从学理角度解释要件的方法,转而从立法的角度取消该要件,能够使受贿罪能更有效地规制新型受贿行为,避免轻纵贿赂犯罪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