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十年”在茅盾的文学历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而在这十年间种种芜杂的论争未曾止息,这些论争遮蔽了茅盾的“左翼文学”构建理念,论文参照茅盾参与的几次重大论争,重点探讨1928-1937年“左翼文学”建构过程中茅盾的境遇和姿态。第一章,在“革命文学”论争中,作为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和具有丰富实践经历的革命工作者,茅盾努力促成“革命文学”地盘的扩大。同时,身为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和文学创作者,茅盾关于“革命文学”的认识又独出己见,在“论争”及“创作”并行的特殊境遇中,他灵活地将“申述”和“答辩”相结合,创立了较为成熟的“自述性”批评文体。第二章,“左联”成立后,茅盾清醒地认识到,左翼文人既面临着纠正“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偏弊的任务,也担负着发展壮大“左翼文学”的使命,他自觉地肩起历史赋予的职责,努力规避左翼内部错综矛盾的绑缚,客观回望“左翼文学”的历史,积极展望“左翼文学”的未来,竭力缔造崭新的“左翼文学”。第三章,“文艺大众化”讨论同左翼文人的革命目的和变革新文学的意图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态度的同一性”,但不同个体对“大众”其实怀有不同的政治想象。茅盾等人认识和建构的“大众”迥异于“左翼话语”,在提倡“无产阶级艺术”(1925)伊始就有所显现,并继续影响他的左翼文艺观。第四章,“文艺自由论辩”引发了当时人关于“第三种人”、“自由人”等论争,茅盾表面上未曾介入,而实际上他采用“文学的方法”策略性地参与论争,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茅盾灵活的应对,也从一个侧面映射出当时左翼文人在“政治立场”与“艺术自由”之间难以抉择的迷茫。第五章,“两个口号”论争貌似夹杂着浓厚宗派恩怨的“政治路线”之争,但在茅盾和《文学》同人看来,实为关于“文学”的论争,核心在如何处理“创作与批评”、“理论与实践”等关系。茅盾此时发表在《文学》月刊“文学论坛”上的文论,表明了茅盾作为“作家而同时又是理论家”的形象建构及身份认同,也显露了茅盾个人内在视景的丰富多样。第六章,面对左翼文坛的偏弊,茅盾身为“一个作家”,他主张用“文学的方法”和“小说的形象”来予以纠正,可谓是对症施治,意义自不待言。但茅盾设定的个体在现实处境中难以游刃有余,这种现实和理想的差池也影响着茅盾关于“左翼文学”的想象和“左翼文学”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