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因素开始凸显，我国已经进去了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期。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不利，对政府部门的治理能力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分析当前一些典型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群体性事件往往都经过了“民意——民怨——民怒”的过程，基层政府对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处理陷入了“小事拖大，大事托炸”的怪圈。在前人研究和笔者对现实考察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导致这个结果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政府部门的“体制性迟钝”。由此，论文以“群体性事件应对中的‘体制性迟钝’研究”为题，对于当前我国政府在应对群体性事件中表现出的“体制性迟钝”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本文首先在绪论部分指出了论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进而对学界关于群体性事件和体制性迟钝的研究做了文献综述。其次，论文指出了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态势，阐述了当前我国正处于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期，新时期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对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而基层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却面临“体制性迟钝”的问题。再次，论文分析当前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面临“体制性迟钝”问题的四个原因，即压力性行政体制和偏颇的政绩观、地方政府权力行使不当、公民利益表达机制缺失、地方政府危机管理能力不足。最后，论文指出了解决“体制性迟钝”问题的一些方法：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完善官员政绩考核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建立利益协商机制，吸纳公民政治参与；加强政府危机处置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