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可见，我国古代统治者已经很清醒地认识到了官吏的行为直接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安危，所以，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长河中，各朝统治者都会根据历史教训和现实情况制定很多规制官吏职务行为的法律规范，其中明朝在立法和实践方面非常具有典型性，对后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值得去认真探讨。笔者试图通过研究明代职务犯罪的概念界定、归类分析、防惩措施、特点、借鉴意义五个方面，以期对我国惩治职务犯罪有所启发。笔者先是从明朝官吏职务犯罪的概念特征以及犯罪主体着手，力图得到一些基础性的结论。首先，明朝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官吏职务犯罪的概念，仅在明律中规定了对于官吏职务犯罪的处罚原则，也就是把职务犯罪划分为公罪和私罪，由于二者所体现的主观心态不同，导致了私罪的处罚要比公罪更加严重。笔者立足于对公罪和私罪的划分，借助于现代刑法四要件理论对明朝官吏职务犯罪进行特征分析，认为官吏职务犯罪不等同于官吏犯罪，官吏职务犯罪需要具备两个特征，一是主体为官吏，二是行为与职务相关。其次，对明朝职务犯罪的主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官和吏在秦汉时期就有了初步的区分，但是二者仅是职务性质不同，还没有形成两个不同的阶层，后经唐宋，二者除了职务不同之外，流品已经形成，到了明朝，二者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社会身份了，特别体现在吏员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以及不能担任监察官上，由此引起了吏员之害。在此基础上，以《大明律》为分析材料，对明朝官吏职务犯罪进行了归类分析，根据行为是否直接指向财产，分为两大类。第一个类型是财产类犯罪，包括贪污类犯罪和受贿类犯罪，其中贪污类犯罪中不仅规定了一般行为模式，还出现了特殊行为模式，受贿类犯罪中，除了大多数官吏是提前收取贿赂外，还存在一些枉法后再收取的情形，另外，犯罪行为不仅包括收取还包括变相提出要求的情况。第二个类型是职责类犯罪，具体又可以分为滥用职权类犯罪和玩忽职守类犯罪两种类型，由于该类犯罪的表现形式较多并且分布在多个部分，笔者选取以行为模式是擅权、越权还是弃权作为划分标准。接下来，笔者从预防和惩治两个角度来分析明朝针对职务犯罪所建立了完整的预防和惩治体系。在先的为预防措施，第一是严格的科举选官制度，主要有国子监和科举考试等途径，每种方式下都有严格的考核措施；第二是实行回避制度，包括亲属回避、地区回避、审判回避和监察回避四个方面；第三是完善的监察制度，明朝设立了众多的相互独立的监察机构，主要有都察院、提刑按察司、六科给事中等，建立了严密的监察体系。在后的是惩罚措施，包括刑事措施和行政措施，其中刑事措施最为残酷，除了遵循《大明律》中的法定刑以外，还大量施用特别刑。然后，笔者总结了一下明朝惩治官吏职务犯罪的一些特点，主要包括“重典治吏”、打击贪腐、奏请制度、恩威并济四个方面。第一，“重典治吏”是明朝惩治职务犯罪最为特色的部分，在立法上主要表现为《大明律》相较《唐律》加重了职务犯罪的处罚以及《大诰》相较《大明律》采取了大量惨绝人寰的特别刑；另外，之所以推行“重典治吏”政策主要基于以下三点，首先是元朝灭亡于官吏腐败堕落的教训，其次是明初处于一个矛盾丛生的境况，最后还归于朱元璋多疑的性格特点；当然，“重典治吏”在惩治职务犯罪取得巨大成效的情况下也产生了一定的危害，主要表现为行政效率底下以及违背人类道德等方面。第二，明朝在惩治职务犯罪方面把打击贪污贿赂作为重心来对待，取得明显成效，但是仍屡禁不绝，笔者对其原因进行了一下分析，首先是封建制度，认为专制主义下的过度集权是产生职务犯罪的根源，并且严密的监察制度也存在着弊端，权力得不到有效地约束，然后是明朝官吏的俸禄，过低的俸禄让官吏只能通过贪赃枉法的途径去改善自己的生活。第三，在审判程序上，相比较普通犯罪，官吏的职务犯罪增加了一个前置程序，也即只有经过奏请程序层层上报皇帝裁决之后才能决定是否进入审理程序，主要有文官的奏请和军官的奏请，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对文官的奏请有级别限制，而军官没有级别的限制。最后，除了“重典治吏”之外，受制于封建制度的等级性，还存在“推恩”的特点，通过“八议”和“赎刑”制度降低严刑峻法带来的负面影响，呈现出了恩威并济的特点。最后，笔者分析了一下明朝在惩治职务犯罪方面给我们现在提供的借鉴意义。首先，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最终实现良法之治。其次，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把官员的公事活动置于监控之下。再次，提高公务员的薪资待遇，逐步推行高薪养廉政策，让公务员没有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