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女传》是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选取标准有一个从多元化朝单一化演变的过程。早期的儒家经典中对妇女的行为和品德提出了多方面的规定,西汉时期刘向所作《列女传》最早提出了七条妇女入传的标准,范晔《后汉书·列女传》也是强调对列女的选取标准要多元化。因此,妇女入史标准在开始形成的时候是多样的,妇女因贤明、母仪、贞节、文辞辩才等突出表现皆能入史。魏晋南北朝时,基本上延续了这一特点,《列女传》的标准不局限于某个方面。但此时列女入传标准也出现了两个倾向,一为贞节类妇女人数增加,数量上比汉代多；另一个则是妇女因政治、军事甚至识人上的突出表现也可以被选入《列女传》,这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从体例上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后妃传从《列女传》中析出,《列女传》中人物身份变成以中下层为主,其“劝诫”皇帝的作用随之消失。隋唐时期,《列女传》从撰写目的上更加强教化的作用,由此母仪和贞节类标准的地位凸显,成为两大主要标准,而两《唐书·列女传》强调忠义标准为他代所罕见。宋元明时期的《列女传》人数虽陡增,大大超过前代。但是标准则完全集中于贞节一类,《列女传》初期的贤明、母仪、文辞辩才等标准绝迹。有一些在前代不需要妇女赴死守节的情况,在此时期变成必须赴死,且守贞节的手段更加残忍。恪守贞节的妇女中在作出守节行为时更多的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整个社会从皇帝、士人、到普通百姓都认同被社会异化了的贞节观,且少数民族的妇女也缺乏民族特色,与汉族的贞节观如出一辙。从形式上看,正史列女入史的标准越来越单一,越来越集中于贞节一类,其实质是社会思想和撰写目的转变。刘向撰写《列女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劝诫皇帝,为了正风气,而贤明、母仪、贞节、文辞辩才等不同标准都实现上述目的,这种目的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劝诫皇帝的目的不再,《列女传》的撰写更加重视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所以贤明、文辞辩才类的标准变得不合时宜,只剩下母仪和贞节之类。宋代之后,思想更是大变,道学兴起,《列女传》被更多地被赋予维护纲常伦理的目的,尤其强调夫为妇纲的作用,母仪类标准在三纲五常中无法找到恰当的位置,所以也逐渐的被取消。这种内在思路的变化,反映在具体标准上就是入传妇女的标准不断单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