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街》到《巴比特》等等,刘易斯的几部最为成功的作品一经推出总是掀起轩然大波,这恰恰是因为刘易斯用自己犀利讽刺的笔触触痛了美国人一向沾沾自喜的神经。他在他的作品中对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直率的批评,被评论者们称之为“愤怒的美国人”;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认为刘易斯的作品最好地描绘了20 年代的美国社会,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美国特色;他的小说也因为生动地展现了美国的国民性格,从而给予欧洲人一个全新的美国人形象。当谈及刘易斯对美国文学的贡献时,舆论界对其小说的社会价值常常交口称赞,但对小说艺术上的表现却一直褒贬不一。大致说来,关于刘易斯主要的争议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缺乏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人物性格流于“类向化”、充斥着粗俗的文体,以及处理人物时表现出矛盾的态度。刘易斯在艺术创作上的参差不齐为衡量他的艺术成就造成了难度;而且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政治化的背景下,刘易斯小说的社会价值更为符合当时的审美旨趣;另外,刘易斯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人们对他的要求、衡量标准、评价尺度自然另眼相看,在评价他的艺术成就时,有时难免出现近乎苛求的情况。刘易斯的小说创作正像美国文学的一面多棱镜,无论它的缺点还是优点,都鲜明地代表了美国现代文学的特点。刘易斯的获奖得益于美国也使美国文学受益。他的获奖被视为美国文学真正融入欧美文学总体格局的重要标志之一,他的文学创作为美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活力,这正是他对美国文学的主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