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学重视章句义理，易于阐发经中的“微言大义”。清朝中期，在今文经学式微了近二千年后，以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为代表的常州学派，绍绪西汉今文经学宗风而翩然崛起，并开始了在礼学领域复兴今文学家法的探索，其成果奠定了晚清今文经学者研治礼学的直接基础。 龚自珍、魏源承常州先导诸师之厚泽，顺应时代变革的潮流，发挥今文经学深意以讽议朝政。其礼学扎根于各自独特的学术背景，不惟家法是求，显示出过渡性色彩，晚清今文经学派礼学由此发轫。邵懿辰继之而起，著《礼经通论》，纯粹了晚清今文礼学的家法；邵氏言：《礼》十七篇本孔子所定，并无阙佚，为一时恢弘高创之论，乃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先声。此后，廖平、康有为、皮锡瑞三大师同时并起，走出了各自不同的礼学道路：廖平以礼制分今、古，崇高了礼经的地位，其前二变期礼学影响最著，并启发了康有为的有关思想，但廖氏后来数变已越出传统礼学畛域，愈变愈奇，为晚清礼学在纯学术上过度求变趋异的典型；康有为礼学表达着更为强烈的政治诉求，康氏抛弃对《周礼》的信仰，改宗今文礼学，阐发《礼运》“大同”说，搭建维新变法的学术体系，在此过程中，康氏礼学逐渐沦为其政治的工具，成为晚清礼学政治化的典型；皮锡瑞礼学则中庸有道，既持论平实，秉守今文礼学家法，又蕴有较进步的政治意识，集晚清今文礼学之大成。最后，晚清礼学向近代新型学术的转型，则由梁启超创其功。 晚清今文经学派礼学表现出强烈的探索冲动，甚至超越了传统礼学的畛域。其中，既有复兴中的学术其本身强烈的发展欲求，又有社会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的催发。廖平礼学变异的极端化趋向，康有为礼学浓烈的政治化色彩，以及梁启超礼学向近代新型学术的转型，无不表述着此种特色。 晚清今文经学派礼学的发展，始终与晚清七、八十年间政治潮流更新涌动的脉搏相一致，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性。无论是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革新派，还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的礼学主张无不伴随其政治实践，演绎表述其政治理想。 此外，晚清今文经学派礼学与宋学派、古文经学派的礼学，共同构成了晚清礼学的主体，三者礼学都有着表达各自政治诉求等共同点，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晚清今文经学派礼学在其中更具峥嵘个性。 在有清一代的礼学发展史中，晚清今文经学派礼学远绍清初大儒顾炎武倡导的“经学即礼学”思想，继清中期凌廷堪、阮元“以礼代理”学说之后，摈弃宋学、乾嘉汉学囿见，别开间域，在复兴中的今文经学内部发掘其中礼学的特质，阐扬今文礼学的“微言大义”，将今文礼学与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合流，推动了近代政治的变革。与时俱进的晚清今文礼学，也在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中，升华了自己，在封建体制覆亡之后，完成了自身向近代新学术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