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摄影一词从诞生之日起,便被伴以“改良社会”的理想主义色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纪实摄影兴起并出现了一个发展的高潮。这些作品不约而同的将镜头对向了社会的边缘人群。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深度访谈、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结合齐格蒙特·鲍曼关于“废弃的生命”的理论论述,以废弃物的堆积地——乡村和城市为切入点,选择了袁冬平的《穷人》和张新民的《包围城市》作为个案进行分析,探讨在我国当代社会的语境下社会边缘人面临怎样的命运,纪实摄影如何表征社会边缘人,这些表征具有那些社会意义等问题。本研究认为,纪实摄影从两方面对社会边缘人的生活发挥着作用：一方面,纪实摄影通过对社会边缘人的展现,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为其获得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启蒙人们的公民意识,使社会边缘人的生活能够纳入社会发展的考虑中；另一方面,纪实摄影对社会边缘人的展现,是对现代社会“废弃”作为不可避免的命运的一种警示,迫使当政者设计应对“废弃命运”的有效途径,帮助那些社会边缘人群其重返社会,实现自身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