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5年最高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首次发布典型案例以来,至今已逾20年。其间我国的法治建设发生了重大变化,公报案例本身从编辑体例到内容选择也都有了发展。与此同时,法律界以公报案例的发布为契机,对我国是否应当借鉴、移植国外的判例制度展开了热烈讨论。然而时至今日关于我国应否建立某种判例制度远未达成共识。这是促使笔者从另外的角度探讨判例制度可能性的主要原因。本文打算用三章来说明这一问题。 第一章主要论证“判例化”的可能性。笔者首先从公报案例的发布概况、发布公报案例的目的以及编辑体例的变化等方面对公报案例进行了一般考察;其次,界定了几个与判例相关的概念,提出了案例能否成为判例的检验标准;在此基础上,列举了一些确立裁判规则的具体案例:最后,详细考察了1985年到2004年共计485个公报案例,得出了公报案例可能“判例化”的结论。 但是可能性并不等于应然性,第二章要回答的问题是:公报案例“判例化”是否值得?笔者主要从以下方面论证公报案例“判例化”在诉讼中的价值。“判例化”对诉讼结构的影响;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监督;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以及促进司法自治等。 在本文的最后一章,笔者将公报案例“判例化”放在司法制度改革的背景中进行考察,从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出发,对公报案例“判例化”的前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公报案例“判例化”仅仅是判例制度建构的第一步,其前途是一个以最高法院判例为主导,以高级法院判例为主体的判例拘束制度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