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诗歌史上,杜甫是最璀璨的明星。从他的诗歌在当世流传开始,到一千多年后的二十一世纪初,品评与研究从未间断,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已有的研究成果视角多种,方法多样,但“少陵自有连城壁”,杜诗的“高”、“大”、“深”使得它成为了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艺术宝藏,尽管前人已经在其中辛勤发掘且所得甚多,后人也不会空入宝山而无所得。本文通过梳理杜甫诗论和创作中所体现的中庸思想来考察杜甫对于中庸思想的奉守。全文主要由五部分组成。绪论部分简要回顾了杜甫研究的历史及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问题。第一章则探讨了杜甫所奉守中庸思想的家学渊源。第二章与第三章即从杜甫的诗论和创作两个角度探析了杜甫是如何奉守中庸思想的。余论及结语中则就中庸思想对于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作了简单阐释。出身于“奉儒守官”家庭的杜甫,承继了传自杜恕、杜预的家学传统——“坚信儒家的政治理想”,重礼、尚仁,宣扬忠信孝义,并继承了《毛诗序》所宣扬的怨刺观念,强调“辞微而义显”。这一切配合着杜甫的禀赋和后天的修养,使得其时刻遵循礼的规范,并以其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之所在,“不敢忘本,不敢违仁”,“比中而行”、“执中而立”,逐渐使得中庸思想融合而成为其立身之道。在中庸思想影响下的杜甫论诗主张“历代各清规”,“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以他所坚守的儒家标准,使其文学主张取得了“好古而不遗今,务华而不去实”的“中和”效果,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杜甫的“中和”思想。可以说正是杜甫诗论中这种“尚中”、“尚和”的倾向在客观上造就了其“集诗文之大成”的地位。在诗歌创作中,杜甫践行了儒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美学要求。他借咏物诗的形式,通过借物答意,托物抒情等方式巧妙地将心中之哀叹、悲悯以及“怨刺”抒发得中正平和,不狂喊,不激扬。而在他创作的那些新题乐府中,杜甫又寓主观于客观,将自己的思想感情、主观意志融化在具体可感的意象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所有这一切不仅形成了杜甫诗歌“婉而多讽”的特色,并对杜甫温柔敦厚诗风以及“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也有着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