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一些地区在受益于产业承接带来的高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环境代价。为控制污染排放,中国的环境管制制度也在逐渐趋于严格和完善,而环境管制往往带来诸多方面的影响。除了被作为促成“污染天堂”的主要角色,环境管制与竞争力的关系也是当前学术界与政府当局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以上背景,本文探讨污染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政策对地区经济与环境竞争力的影响,一方面是对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在涉及环境问题领域的理论解释力之扩展和经验验证,另一方面也是对以往产业布局的经济与环境双重效果的综合评价,从而为将来的产业布局策略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和理论支撑。论文通过文献回顾发现,现有关于环境管制、产业布局以及竞争力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侧重于考察经济目标或环境目标某一方面,且并未将环境政策、产业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纳入一个研究系统,从而很难发现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论文构建了环境管制下的污染产业布局效应的新结构经济学解释框架,提出了环境管制、污染产业布局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作用方式的研究假设并进行了详细的经验检验。理论推断结果显示,新结构经济学对于涉及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具备环境禀赋的欠发达地区经由污染产业布局承接部分污染产业,提高自身的污染产业浓度;不具备环境禀赋的发达地区释放部分污染产业,降低自身污染产业浓度,双方都能获益。环境管制在控制污染排放的同时,还能促成这一布局方式的实现。经验研究进一步支持了理论推断。首先,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构建含调节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探讨环境管制对EKC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存在EKC;环境管制对EKC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较高的环境管制水平能大幅度提前EKC拐点的到来。此外,除环境管制这种制度因素外,还考察了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创新投入存在较长的滞后效应但利于减少污染排放,能在EKC上升阶段抑制排放,在EKC下降阶段加速排放下降的趋势。研究还发现,高水平环境管制下,EKC出现了在上升阶段高于、下降阶段低于低水平管制时的情形。从而推断,严格的环境管制可能迫使高排放产业在地区间发生了重新布局。然后,检验环境管制对污染产业布局的具体影响—“污染天堂”效应。借助Stock-model,检验了命令控制型环境管制、公众参与型环境管制以及整体环境管制对于地区污染产业内企业单位数的影响,并进一步区分重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污染天堂”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环境管制对产业选址的影响具有“空间和产业上的双重异质性”。此外,不同类型污染产业的选址受不同类型环境管制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最后,在计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基础上,利用修改了绩效目标的EKC检验了环境管制、污染产业布局及其交互作用最终对于GTFP的影响。存在非期望产出的情况下,通过采用非径向、非角度的基于松弛向量(SBM)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得到了中国29个省区的GTFP。其中,投入要素为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产出要素包括期望产出GDP和非期望产出—SO2,COD,固体废物及CO2。结果显示,同采用传统C2R方法计算的TFP相比,考虑非期望产出的GTFP得分整体偏低,并且各地区两种生产率的得分排名也发生了变化。面板数据的Tobit回归结果显示,污染产业布局(PID)和环境管制对GTFP的影响显著。PID与GTFP在统计上呈显著的U型关系:在U型曲线拐点左侧的低PID区间,GTFP随着PID降低而增加;曲线右侧的高PID区间,GTFP随浓度的升高而增加。环境管制对GTFP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同时环境管制和PID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将这一关系以图示发现,在PID水平的某区间内出现了一个管制的“盲区”:在这个区间内,宽松环境管制下的地区GTFP反而更高。除此管制盲区外,无论对于低PID的地区还是高PID的地区,严格环境管制下的GTFP相较宽松管制下均更高。论文阐释并验证了环境管制下的污染产业布局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新结构经济学框架,是对这一新兴发展经济学理论应用范围的拓展。考虑环境要素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更加全面地反映可持续发展质量,在未来的产业布局以及环境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可能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