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之间和家庭内部的教育不平等机制一直是社会分层领域研究的重要议题。在外部教育环境中,个体的教育获得受到家庭背景和家庭结构的双重影响。在中国步入社会主义发展时期以后,一系列的社会政治运动和经济变革对家庭和个体的发展机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阶层结构从政治身份的二元阶级对立逐渐分化为以职业分化为基础的多元化阶层共存的格局；教育机会经历了初期的快速增长、文革期间的断裂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恢复和扩张等几个阶段的发展；家庭结构在经济发展和国家生育政策调整的双重作用下日趋核心化和小型化。在社会整体变迁的背景下,家庭和个体的生活机遇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家庭背景和家庭结构等个体教育获得的作用机制也受到历史发展过程的形塑。因此,对教育获得的研究必须置入具体的时代背景之中。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兄弟姐妹作为关系紧密的小团体,不同家庭的兄弟姐妹组之间是否存在教育获得的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哪些原因引发的?兄弟姐妹组内部是否存在教育获得的差异?这些差异又是受到哪些因素的作用?在兄弟姐妹之间存在哪些教育获得方面的相互影响?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在社会历时性变迁的背景下,以上这些教育获得的影响机制经历了哪些演进过程?本研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0年初访数据,依据年龄将兄弟姐妹划分为不同的出生同期群,从兄弟姐妹组间的教育不平等、兄弟姐妹组内的教育不平等和兄弟姐妹的相互影响三个维度对兄弟姐妹的教育获得展开分析,重点讨论来自家庭内部的教育获得影响机制,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首先,兄弟姐妹组间的教育不平等受到家庭背景和家庭结构的影响。家庭背景中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水平和党员的政治身份都对子女的教育获得产生一定影响,但是这些家庭背景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作用在不同时期并不相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1969年以前出生的群体中对教育获得的影响较小,在1970年以后出生的群体中,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有所加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在各个时期都对子女的教育获得产生显著影响,其中,母亲的教育水平的影响力在各个时期保持相对稳定,父亲教育水平的影响力在1970年以后出生的群体中有加强的趋势,父亲在子女抚养过程中的重要性有所上升；父母的党员身份在建国初期对子女的教育获得表现出显著影响,但在1970年以后出生的群体中,这种作用逐渐消减并最终不再有显著作用。经济分层接力政治分层成为家庭之间教育不平等的重要作用机制。家庭结构中,母亲在子女成长过程中与其共同居住在各个时期都对子女的教育获得产生积极影响,而父亲与子女居住在一起的时间并没有对子女的教育产生显著影响。其次,兄弟姐妹组内的教育不平等受到来自家庭外部教育环境、父母资源、兄弟姐妹数量和结构三个维度的影响。优势的外部教育环境和父母拥有较多的资源都有助于降低家庭内部的教育不平等；兄弟姐妹数量既对家庭中子女的整体教育获得水平产生影响,也对个体的教育获得产生作用。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同时扩大了家庭外部和家庭内部的教育不平等,并且兄弟姐妹数量对教育不平等的贡献率随着时间表现出不断上升趋势。兄弟姐妹结构的影响机制中,兄弟姐妹之间较小的出生间隔相比较大的出生间隔产生了更多不利影响,并且出生间隔较小的兄弟姐妹数量的负效应随时间有所提高；出生顺序与教育获得总体并不存在显著性关联,但是在不同时期中的出生顺序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与1950-1959年的出生同期群相比,在1960年以后出生的群体中出生顺序表现出与教育获得的负相关；兄弟数量和姐妹数量对个体教育获得的作用也不相同,对个体而言,兄弟数量的增加比姐妹数量的增加产生了更多不利影响。与1950-1959年的出生同期群相比,兄弟数量的负效应随时间加强。同时,姐妹数量的正向作用随时间下降,女性教育地位在家庭内部有所上升；兄弟姐妹之间的血缘关系在各个时期都没有对个体的教育获得产生显著影响。最后,在兄弟姐妹之间存在长子女流向其它兄弟姐妹的资源传递。长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对弟弟妹妹的教育获得产生积极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力在各个时期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态势。长子女对弟弟妹妹教育资源的传递效率高于父母的代际文化资本传递。弟弟妹妹数量的增加降低了长女的教育水平,却没有对长子的教育产生显著影响。对长女而言,教育获得的提高是建立在兄弟姐妹规模小型化的基础之上的。在长女和弟弟妹妹之间存在经济资源的传递,但是这种经济资源的传递是以长女和弟弟妹妹之间较大的出生间隔为条件的。本研究以家庭为核心对教育不平等机制进行了分析,对兄弟姐妹教育获得的影响机制在社会变迁历程中的演进展开探讨,丰富了已有研究成果。将家庭内的所有兄弟姐妹信息纳入分析框架不仅有助于厘清家庭内部教育不平等的作用机制,还弥补了国内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不足,为推进家庭之间和家庭内部的教育机会均等化提供学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