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制度的诞生初衷,是对民众的一种权利救济。然而社会经济的各类矛盾伴随着改革进程始终存在,群体性上访、非正常访事件层出不穷,对国家的治理和稳定都造成了一种挑战。信访制度尽管回应性地作出了大量改革和调整,但仍面临诸多争议,甚至上升到了信访制度的“存废”之争。相当多的研究认为,信访制度阻碍了中国走向法治化的进程,这意味着行政力量在解决信访困境上已然失效,因此解决困境的“重点”应着眼于人大、政协及司法力量的发挥,而非行政力量本身。浙江省在“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背景下,提出了“最多访一次”“最多跑一地”的目标,并以信访超市作为改革的载体。实践证明,信访超市的运行有力地影响了关键性信访指标的变化,各地的县级接访占比大幅上升。那么,在“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影响下,行政体系内部的力量是否开始对县域信访的治理产生良性影响?本文研究基于此问题而展开。立足于整体性治理和跨部门治理的理论视角,本文构建了研究的分析框架。本文提出研究命题,“最多跑一次”改革塑造下的整体性政府,将通过制度基础和组织结构两个方面发挥“逆碎片化”的作用,进而对县域信访治理发挥正面的撬动效应。研究表明,“最多跑一次”改革在制度基础上与信访制度的变迁形成了契合点,即“最多访一次”“最多跑一地”目标的提出;在组织结构上以信访超市为载体,浙江省形成了信访局主导的“功能引入型”和政法委主导的“建制引入型”两种模式,且信访超市建设在全省已经基本完成。通过对余杭、拱墅两地信访超市的实证研究发现,尽管在管理模式和形态上存在差异,信访超市设立目标都在于对信访事项实现“一站式接待、一揽子调处、一条龙服务”,其治理效能也发挥了类似作用。本文从县域信访事项受理占比、信访积案的化解情况、一般信访事项的办理效率三个维度,构建了评价“最多访一次”“最多跑一地”的指标,并根据指标的变化特征,结合信访超市的内在机制进行验证分析。研究发现,信访超市引入各职能部门的接访功能,建立了整体政府集中领导的权威,并协同社会力量参与矛盾化解,有效提升了县域接访的比例和积案化解的效率,对一般信访事项的办理没有显著的效率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信访超市存在工作职能的界限不明,工作机制不顺畅,跨部门横向联动不紧密,与司法、人大、政协等其他治理主体的合力不明显等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全省统一的制度性规划,导致各部门间信息壁垒依然存在,影响了信访事项后台办结的效率。因此可以认为,“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效应有限度地发生在县域信访治理领域,集中体现为访民实现了“最多访一次”“最多跑一地”,信访事项的数据及办理程序没有实现。作为一项行政体系内部的机制性变化,“最多跑一次”改革通过制度基础和组织结构两种方式对县域信访治理产生了撬动效应,这无疑在行政体系内部,为信访制度的改善提供了“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运用整体性治理和跨部门治理的理论视角,分析“最多跑一次”这场新兴改革对传统信访工作的影响,是对既有研究关于“行政力量本身不适宜解决信访困境”观点的突破,并通过信访超市个案的实证研究,验证其在县域信访治理发挥的效用,以新的视角揭示行政体系在信访制度中发挥的作用及存在的限度,或将有助于回答“信访制度何去何从”的重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