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1840—1911)是中国社会文化急剧动荡的时期,同时也见证了中国翻译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大量外国文学的译介推动了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其中以翻译小说的影响最大。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纷纷把目光投向群众,尝试通过小说来启迪民智达到救国的政治目的。梁启超创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份以小说命名的期刊《新小说》,揭开了中国近代小说翻译的序幕。《新小说》大量刊载翻译小说,它在晚清期刊史乃至中国小说翻译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从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视角出发,以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基础,对晚清文学期刊《新小说》中的翻译小说进行研究。改写理论把翻译置于其所在文化,社会和历史的宏观背景中进行审视,聚焦翻译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文章依据改写理论,研究了《新小说》中译作涉及的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特征。研究发现,梁启超作为《新小说》的创立者和赞助人,其启蒙维新的思想决定了《新小说》的译作更关注当时主流的社会意识—启蒙救亡。对于发表译作的译者而言,他们的翻译活动一方面要受到文学系统之外赞助人和社会主流意识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到文学系统之内诗学和其个人意识的影响。晚清文学界对于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呼声最高,白话文的倡导促进了文言简化的进程,同时也影响了译作译入语的选择。总体而言,《新小说》中的翻译小说呈现出文言和白话混杂的文体形式。大量西方作品译入中国的同时,也引入了西方小说中新颖的叙事模式,推进了中国本土小说的革新。从《新小说》中刊载的翻译小说来看,译者有意识保留原作的叙事手法,并在译作中植入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中国传统诗学的地位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之下,受到挑战,刺激了中国诗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另外,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对于译者翻译活动的作用就《新小说》中的翻译小说而言,主要体现在翻译策略和技巧的选择上。晚清译者普遍采用意译的翻译策略,豪杰译,改译和增译都是常用的翻译技巧。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新小说》中的翻译小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原作的改写,对晚清社会文化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